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些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反右”斗争、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被错划成“右派”，戴上“反革命”帽子、“走资派”的老干部、知识分子，他（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她）中有的含冤自杀，有的被造反派活活整死；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断送在了劳改农场里，他们的子女也因此被株连而不能上大学，不能当干部，不能进工厂，不能入党入团，更不能参军，唯一的路就是被下放到农村管制劳动。看到这些申诉材料，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潸然泪下。也许是同情心使然吧，在这四年里，我们落实政策组的同志们很少休息，就连节假日也用到了阅读和处理申诉材料上，没有任何怨言，当时，我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尽快把这些被错划、错戴的老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出来，让他们放下包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熔炉中……落实老干部、“走资派”、知识分子政策，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这四年，也是我最感快乐的四年。
一句话，成就了我的第一本书
从1978年6月，一直到1986年的八年时间，我的人生道路似乎都很顺利，特别是在我的老处长、老领导汪松海的教诲下，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我的心里，他已不仅仅是我的领导，他更是我的长辈，他把我当成他的儿子一样对待，我也把他当成我的父辈一样尊敬他。在这样的好领导手下工作，我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遗憾的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一天，组织部收发室收到一张从汪处长老家江西寄来的汇款单，共800元，上边清楚地写着是请他代为到息烽县买牛的款项（注：汪处长的老岳父家在息烽）。当时，这张汇款单被办公室某位主任看到了，这还了得，肯定来路不明，于是，这位主任拿着汇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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