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流经城区南明河的上游，花溪。
花溪，是一个很诗意的所在，不仅因为它有清澈碧绿的河水流过，还因为这里的自然风光秀美，民族风情独特，人文遗迹众多。也许因为有了这样的水，才有了这样的迷人景致，水与山林、建筑、人文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风景是理所当然的“高原明珠”。
从花溪向南走12公里，就到了青岩古镇。从青岩往东北方向顺着山路就到黔陶，还能够到达花溪区东南角上的高坡。高坡不仅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还是贵阳市海拔最高处的所在。云顶草原如一个惊喜，很意外的就让在山路上忙碌了好一阵的行人，眼前一片开阔。
从花溪到云顶，从贵阳人文丰沃的聚点到地理上的最高点，有32公里的路途，这一路上的故事，落在过去，游荡在岁月烟尘中。
花溪公园一隅的戴安澜将军衣冠冢之前的将军塑像，留住的是英姿勃发的影像，更是永远不应该遗忘的民族魂。
八千里路云和月
在如今花溪公园的一隅，有一处会被很多人忽略的所在——戴安澜将军衣冠冢。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风和村人(即牛埠镇)，生于1904年，1924年投笔从戎，后保送至广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屡立战功，晋升为团长。
1942年初，戴安澜将军奉调率部随远征军进入缅甸，打击步步北犯的日本侵略军。后因战事需要，奉令突围，经一天一夜激战，进克棠吉据点。在郎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负重伤，于5月26日在缅甸北部茅邦村殉国。
戴安澜将军遗体回国后，先葬于云南昆明圆通寺，后曾安葬于贵阳花溪公园，时局稳定后迁回故里。在花溪就地新筑衣冠冢，墓碑正中楷体书阴刻“陆军二百师中将师长戴安澜之墓”。
这样一位“马革裹尸”的抗日远征军名将在花溪的山水间留下了这样的一笔痕迹，遥想当年，将军遗体回国，沿路上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祭奠，展现出的民族精神，至今让人心激荡。
从山清水柔的花溪河畔到怒江沿岸的深山丛林，走过的不仅是名将，更多的是不见经传，不著姓名的上万平凡兵士。当年从黔中大地各处走出的远征军士兵，没有多少能够再次回家，回到当初出发的地方;甚至于我们，已经记不住他们当年的英姿，那些该记住的，遗失了，遗失于山与山之间的距离，遗落在水与水不同的流向。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六十多年，当初黔籍远征军兵士人在何处?
近几年，散见于国内外各式媒体零碎的报道，让我们慢慢拼凑被岁月烟尘淹没的真实。当年的远征军，除云南本地人之外，外省人员以黔籍最多。
在参加滇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黔军”参战的成建制部队共有5个师。依参战的阶段和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时隶属第66军张轸部的新编第28师(师长刘伯龙)，时隶属第6军黄杰(继任史宏烈)部的预备第2师(师长顾葆裕)，时隶属第7l军钟彬部的新编第28师(师长刘又军)，时隶属第8军何绍周部的第103师(师长熊绶春)和第82师(师长王伯勋)。另在第5军杜聿明部200师，第6军甘骊初部93师，都有整营、整连的贵州籍军人。自1942年至1944年间，国民政府军政部指令在贵州的遵义、安顺、毕节等师管区，征召大批贵州青年入伍。
惨烈的松山战役，是黔籍远征军用热血书写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有上万名黔籍士兵生命最后终点就在滇缅一带。
历史、地理的原因，让很多黔籍远征军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留在了滇缅一带，曾经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青年，早已垂垂老矣，如今年纪在89岁到105岁之间。
他们就如蒲公英的种子，被历史的洪流吹散，落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异乡，坚韧的生存下来。他们还听得懂乡音，他们还会为一直留在心底最深处的乡音流泪，在他们有生之年，回乡是一个梦，一个做了整整一个甲子的梦。
除了在云南纪念远征军的国殇园，很少再有关于他们的纪念。黔籍远征军，更是在岁月中一再零落，荡不去的岁月烟尘，抹不平的思乡情。
让我们记住现在还能够留下的这些线索，让我们知道，脚下的这块土地，一直都不缺少英雄——
李万芳，清镇人，机枪手，追随戴安澜将军远征军200师入缅作战;
蒋绍福，又名刘凤蒋，安顺人;1933年入伍，编入第53军(原东北军部队)警卫营士兵;
刘锡安，凯里人，原远征军20集团军预备第2师第5团1营1连1排准尉排长，参加过收复马面关和攻打腾冲城的战斗;
张羽富，德江人，18岁参加远征军，工程兵，参加过松山战役;
闫廷春，贵定人，随远征军入缅作战，参加过包括攻克龙陵松山等战斗;
杨成济，紫云人，神枪手，远征军预备2师独立大队4连下士;
陈大然，惠水人，1940年入伍，是远征军54军野战医院士兵;
李文德，遵义人，卫生兵;
陈金刘，惠水人;······
三十年功名尘与土
在今天的青岩街上，时常会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阿姨。细看之下，你会发现，她不像是游客，也不太像当地人。这位老阿姨姓兰，可以算是半个青岩人，他们一家已经在青岩安家将近七个年头。
04年的时候，兰阿姨一家带着他们费心收集了三十多年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到青岩，开设名为“始祖母”的私人博物馆。在某天的午后，无意当中走进了正对着青岩状元府的“始祖母”，看着那些一件件被岁月熏染积淀下来的美丽，听兰阿姨说起三十年来关于这些老东西的故事。
兰阿姨原来在制衣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初，偶然到贵州黔东南施洞附近，第一次邂逅少数民族服饰的美丽，这些散落在山间林下的质朴，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的琢磨才拥有了今天别样的光晕。或许是多年来一直和服装制衣打交道，这些在当时并不被人看好欣赏的民族服饰，深深打动了兰阿姨，处于对美的一种本能欣赏，她开始有意识的收集少数民族服饰。
那个时候的工资收入并不多，兰阿姨一家一个月的收入不到100块，但是很多时候到乡下收到一件不错的就要花上三四十，更何况，刚刚开始收集的时候，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的知识只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兰阿姨不得不“交”一些“学费”。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使得当年的这项“爱好”成为一种奢侈。
慢慢地，兰阿姨在长期的与民族服饰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什么“破线绣”、“皱绣”她一眼就能够看个明白。她对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感觉越来越好，经她收集保护保存的精品越来越多，大件的衣服、裙子、被面、床单，小件的荷包、背带、围裙，各种各类与贵州少数民族相关的服饰成为兰阿姨的藏品。在兰阿姨看来一件用心制成的衣服，就如同一幅画，它所蕴含的不仅是一种鲜活的生活信息，更是一种生活的美，一种对于美的追求和认同。
为了收藏保存好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三十年来，兰阿姨一家养成了一种被很多人羡慕也被很多人钦佩的生活方式，他们固守着自己对生活对美的热爱，用自己的方式不问得失的倾注物质与精神在这项事业上，为此，当年他们可以不问路途遥远一次一次深入到贵州最边远的山乡;几年前，抛开城市的生活到青岩定居只为开设一家可以展示这些美丽的博物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美丽，也看到贵州的原生态魅力;如今，他们依然正尽自己的能力，保护好、保留好这些属于贵州的美丽。
三十年的付出，或许是只是一种坚守，或许，兰阿姨对于这些一件件从山野间寻回来的“宝贝”，在今天已经化为不同于以前意义上的“异物”，那些在三十多年收藏路上的艰辛与烦恼，也是可以寻味的纪念。
这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少数民族服饰，这所有的绣片与蜡染些都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纪念，一些可以让很多东西在记忆里开花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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