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已过去月余，而我还深深沉浸其中。兼具孝道亲情、祭祀祖先和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两大内涵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追根溯源、融入血脉的感恩节。而此节于我更具特殊情结——1972年清明节，命运多舛、热爱生活、勤俭善良、溺爱子孙的俺奶奶以92岁高龄仙逝，永远安息在贵阳这片异乡土地上。50多年来，奶奶并没走远，她老人家在清明节永生。

在河南上蔡

奶奶系河南省人，约于1880年出生在上蔡县五沟营镇吕哨儿村，自幼失去父母，连正式名儿都没有，最早的选民证上写的是“刘吕氏”。她出嫁到上蔡县城的殷实刘家，人口众多、家业兴旺，俺爷在五兄弟中排行第三。奶奶生育多个子女，最后只有俺大爷刘蘭芳及我父刘莲芳（后改名为刘恒青）成人。1930年俺爷去世，我父年仅9岁，奶奶为多次痛失骨肉亲人哭坏了眼睛，可怜她从40来岁守寡独身终生。

当年，俺家位居上蔡县城南大街靠近大十字，为两进大宅院，临街有5间门头开店铺，进门影背墙后面院子里有堂屋、东屋、南屋、厨房及牲口屋、厕所。奶奶照应着店铺生意，俺大爷喂牲口、磨面粉卖，维持一大家人生活，还供4个儿子读书。

1952年房产证

我清楚记得，1953年我在临村马王店小学读书，参加悼念斯大林去世不久，大爷在上蔡患伤寒病不治，被运回水牛刘村的祖坟墓地安葬。本来已设法瞒过俺奶奶，后来她还是知道了，即连人带凳子瘫倒在地。这一情景对年幼的我刻骨铭心，犹如发生在昨天。

我父在县武津高中教书，后调入县农蚕职业高中，他是多才多艺的热血青年，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演活报剧，教家人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编印革命小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我母亲韩静是漯河市郊区韩店村人，姥娘出身名门，家规家训经典传统。姥爷很有教养，年轻时曾到上海读书，深知学习的重要，对后代教育身体力行。我母亲自幼聪慧好学，做得一手好饭菜及针线活儿，还常说起小时候学的英语：“爹法拉，娘妈拉，哥哥弟弟布拉他，姐姐妹妹赛斯他。”逗得孩子们捧腹大笑。

母亲17岁与同生于1921年的我父成婚，向我父及侄儿们学习很多文化知识，曾在小学代课。哥哥和我相继出生后，她全力照料我们，并与大娘共同操持家务，还帮大爷磨面。晚上待我兄妹睡下，又熬更守夜为一家老小做穿戴，做花帽子卖挣点零花钱。

我父教学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每周上7个班28 节数学课非常辛苦，却被校长戏谑“用驴价钱买了一头骡子”，极大伤害了有志青年的自尊心，使他萌生走出去的念头。1946 年，我父和大侄儿在武汉考取贵州安顺陆军兽医大学，大爷对他说：“你负责带我的孩子去安顺求学，我负责你的儿女在上蔡读书。”年仅25 岁的我父丢下老母妻儿背井离乡，带着大侄儿费尽周折到达安顺，接着二、三侄儿也接踵而至。

1947年我父（右下）和侄儿们在安顺

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使他彻夜失眠，操劳过度致原有“脑轰”病加剧只好休学。他带病自学完兽医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开办“一分利”杂货店供侄儿们读书，叔侄4人按每周列表换洗衣服，日子过得举步维艰。我母亲一直记得他在家信中所写：“栖身树荫下，埋在落叶中。举杯茶无味，展卷书无情。”1949年11月俺大哥参军，我父的压力稍稍减轻。

1949年大哥军人证

在水牛刘村

万事难料。我父到安顺不久，上蔡家业因战乱而不兴，大爷就安排奶奶和我母子三人回老家水牛刘村。1953年俺大爷病故，父亲独挑大家庭重担，苦磨到俺二、三哥进贵州公安干校、读重庆大学，继续供俺四哥读青海农学院，并省吃俭用寄钱帮补我们。

1955年在水牛刘村

我们老小三代4人相依为命，过起挑井水、烧柴火、点煤油灯的生活，家里没劳动力，为种庄稼还喂一头驴。身材纤小、裹过小脚儿的我母亲顾全大局、通情达理、吃苦耐劳，不论严冬酷夏，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农活，逢月亮夜去地里捡麦穗、翻红薯秧。晚上熬更守夜挑针尖，帮农民做衣服，乡亲们多以农产品酬劳，远路来者还被母亲挽留吃饭。

母亲千辛万苦供我和哥哥读书。我兄妹白天去几里外的邻村上学，课余割草、拾柴火、干农活，晚上在昏暗跳动的油灯下做作业。更忘不了天寒地冻时到井里挑水，井台上结着厚厚的桐油凌，哥哥一溜一滑站在井台上打水，母亲在后面拽着他的棉衣，我在远远的地方盯着他们……这些苦难经历成为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使我从小懂得生活的不易，更加珍惜后来的学习机会及城市生活，在工作中从不觉苦与累。

每当农忙时节，俺姥爷和舅舅都来我家帮忙，和我母亲下地干活儿。奶奶喂鸡、喂牲口，拉着风箱熬茶、做饭，中午顶着烈日、掂着篮子送茶、送饭。她晚上舍不得点灯，摸瞎儿用麦秸杆儿掐辫子，做草帽换油盐，由此养成坐着打盹儿的习惯。奶奶特别疼爱孙子们，我叔伯七兄妹都是她抱着长大的。在农村夏季天气炎热，晚上都把凉席铺在打麦场上睡觉，奶奶坐在旁边不停为我和哥哥扇扇子。有一年，我父托老乡带回家10多斤大米，奶奶熬好稀饭后，总是用铁勺儿绕锅边刮一圈，把大米都给我吃。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米，亲口体验到农村娃儿唱的“大米饭真黏馋，社会主义到眼前”。

那时候，中原大地自然灾害不断，干旱时地里的裂口放得下我的脚，水涝时大平原变成汪洋大海，虫灾时蚂蚱遮天蔽日，孩子们扯着床单子跑，把满天飞的蚂蚱盖在地上烧来吃。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就靠下窖的红薯和野菜打发日子，蒸洋槐花儿、榆钱儿必不可少。每年当洋槐花儿盛开的时节，奶奶就拿一根长棍儿绑上小叉儿，伸到洋槐树枝条上，把一串串洋槐花儿扭下来，连散落地上的花序也拾起来。白哗哗的花儿、青滋滋的叶儿，密密实实装满一篮子，提回家淘净干净，晾一阵子，揉上少许面粉蒸熟，以蒜汁儿、盐水调拌，蓬蓬松松、清香可口，年年如此、岁岁相同。

随后，父亲在贵阳、江口、镇远县兽医站工作，1956年被调到筹建中的省畜牧兽医学校，任教30多年直至退休。1957年，父亲将10 多年未见面的俺母子三人接来贵阳，安家在郊区的教工宿舍，我和哥哥在市里住校读书。那年正好俺大哥所在部队换防河南，即接奶奶去郑州同住，得大嫂母女精心照料，她老人家着实享了一段时间清福。

1957年奶奶在郑州抱着重孙（前右我父，左我兄妹）

迁居到贵阳

1958年，俺三哥出差北京顺路接奶奶来贵阳，老人家从此再没回过老家。奶奶随遇而安，仍时时处处节省，用剪半的毛巾蘸水洗脸，晚上不开灯。一滴滴地倒酱油、醋，生怕倒多了，连掉在衣襟上的馒头渣也捡起吃。她常说抛撒米面折寿延，面条儿省、面片儿费，要吃油饼卖了地。 

1960年在贵阳（前左起我父、奶奶、大娘、我母，后我四兄妹）

奶奶从山脚挖回几株洋槐树苗儿栽在房前屋后，只有筷子长的小树苗儿很快长大开花，每到春天都蒸洋槐花儿吃。因有好面粉拌匀、香油调味，更加鲜美可口，成为餐桌上一道独具特色的风味食品，还送给左邻右舍品尝。后来，邻居们也自己蒸着吃，并高高兴兴端给奶奶分享。 

1961年我弟出生，给家庭带来无限欢乐，奶奶特别高兴。时值困难时期，母亲到学校食堂做面点，领着家属做缝纫，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和红薯。奶奶帮着养鸡、喂兔子改善生活，确保全家人免遭浮肿之灾。我弟稍大些时，没啥玩具也没幼儿园进，就推铁环儿、打麻雀、挖折耳根、钓鱼，奶奶寸步不离看护他。有一次周末，我从市里放学回家，走到宿舍前河沟边，正在钓鱼的弟弟发现后，一溜烟往家跑告知父母亲，奶奶提个小凳子，拄着拐棍儿在后面紧跟。

1965年奶奶和我弟

1966年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我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到山上放牛，母亲一大早为 86 岁的俺奶奶备好午饭，又和我弟提着饭盒去陪伴他，直到日落西山赶牛回棚。奶奶并不懂得实情，但每天都坐在家属宿舍路口等他们回家。随后，专家教授们被集中在一间房子里吃住、交代问题，长期睡眠不好、不吃辣椒的我父倍受折磨，我母亲每天做好饭菜要我弟送去。有一次，母亲问我弟看见了哪些人，年仅5 岁的我弟说“都是那些牛鬼蛇神”，母亲听罢哭笑不得。俺奶奶更是无从理解，经常问为啥给我父送饭去学校，他这么近咋不回家。

奶奶起居有常、饮食有节，70来岁不吃晚饭，从没生过病。1972年3月，我在安顺一家媒体工作，接我母亲去治疗牙病，在学校任教的我父照料俺奶奶和我弟弟。一天起床时，奶奶把2条扎腿带子捆在一个脚脖子上，在床上翻找另一条带子时不慎摔倒在地。我弟在上学，父亲下课回家才把奶奶抱回床上。此后，奶奶身心逐渐衰弱，于 4月4日清明节，在洋槐花儿盛开的日子，以92岁高龄在睡眠中寿终正寝。

我接到三哥电话悲痛不已，在安顺汽车运输公司朋友帮助下，我夫妇和母亲带着孩子几经周折赶回贵阳。在四川出差的哥哥也火速返家，抱着像是睡着的奶奶放声痛哭。其时并不强调火化，但时值文化大革命未了，父亲心有余悸，不敢听从邻居和附近村民“高龄老人要土葬”的劝说。但哥哥不顾一切，和三哥及我先生到农民家寻购了棺木。第二天，父亲同事和附近村寨的农民纷纷前来帮忙，到学校前方山上看风水、挖墓坑、烧石灰。学校特别送给不少肉和蔬菜，女老师来做饭菜，招待大家在院子里摆桌就餐。

4月6日清晨，雨夜过后、风清气爽，几位老邻居轮番躺在在奶奶棺木里“接寿延”，之后将奶奶安卧其中。接着，学校安排一辆马车将棺木运到山下，父亲同事、邻居、农民和我家人数十人为奶奶送行，让老人家安息在青山绿林中。

奶奶一生为人厚道、乐善好施。我们在水牛刘村10来年，生活异常困苦，逢春荒之时，她还把晒干留存的芝麻叶、红薯干儿分送给揭不开锅的乡亲们；奶奶善解人意、积极乐观，从不提任何要求。1957年我母子三人初到贵阳时，暂住在三哥单位，他尚未成家没做过饭，我母亲做的米饭上面是生米，下面烧糊成炭。我和哥哥听不懂老师讲课，不能与同学沟通交流，本很优秀的成绩大幅下降，加上土里土气被个别同学取笑，就成天抱怨着要回老家。当年贵州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古稀之年的奶奶从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到了山窝里，无亲戚可走，但她从没说一句不满意的话，总是说吃好白面、不挑水、灯不熬油；奶奶一字不识，却知书达理。不了解5个哥哥的名字是不是她取的，为“玉”字辈的珍、庆、山、振、春。但是，她将我名“玉秀”改叫“秀鸾”，希冀体弱多病的我身体强健起来，如大鸟鸾凤在海阔天空翱翔。还为在贵阳出生的我弟取名“逢头”，我父顺其音称为“玉峰”。

可怜奶奶只有一个妹妹，我不记得还有其他亲人。她离世后，在那简陋的竹箱里有几个发霉的鸡蛋糕，想是等机会带给俺姨奶奶。写到这里，我不禁泪流满面。

奶奶离开我们30多年后，我父85岁于2006年病逝，他早就写好遗嘱：后事从简，花圈、挽联、追悼会、告别仪式全免，也不与活人争地，骨灰埋在树下或撒入南明河，回归大自然。我们尊父遗愿一切仪式全免，只是留下骨灰安葬在宝福山陵园。2014年我母亲93岁因脑梗塞在昏迷中谢世，回到相敬如宾68年、白头到老的我父身边。2015年因国家规划用地，我们将奶奶由郊区迁至宝福山陵园，与我父母团聚。2022年俺三哥90岁去世，实现了永远在老人身边的遗愿。

2015年奶奶迁居宝福山

感恩奶奶和父母亲含辛茹苦养育我们全面健康成长，底气十足地应对人生，他们的高尚品质和言传身教永远是我们的立世之本。刘家代代后人传承中原大地独有的人文精神，善良厚道、积极进取、克勤克俭、尊老爱幼。我们虽没能留守上蔡县城，但郑州、漯河仍为“老根据地”，贵阳成为第二故乡。子孙们在北、上、广和国外发展良好，其中不乏硕士、博士，第四代孙已上大学。每逢清明节及外地亲人回贵阳探亲，大家都要看望她老人家并叙家常，奶奶定无比高兴。

2014年2月1日春节部分家人在贵州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