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骞（1897－1987）内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国消化病学的奠基人。毕生致力于临床医学、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工作。

　　对人体血容量、胃分泌功能、消化系溃疡、腹腔结核、阿米巴痢疾和溃疡性结肠炎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在医学教育方面有他独到的见解，培养了骨干人才......

　　抗战时期，张孝骞任湘雅医学院教务主任，得知中央医院已由南京搬到贵阳，院长沈克非是他在协和时的老同事，经过协商，中央医院愿为湘雅医学院提供教学服务，于是决定把学院迁往贵阳......

　　1938年7月1日，火车运送药品及设备到衡阳，再到金城江转抵贵阳 已是10月11日了......临时住在贵阳的东山大宙里......征得贵阳医学院李宗恩院长同意，暂借一部份教室上课，同时在两处山腰间修建校舍，老师们分散住在民房内......次年3月已盖好3栋两层楼房，又盖两排平房和一些附属建筑物，总算有了厨房饭厅，这一片坟地，变成了一个小村庄-贵阳的'湘雅村'了......

　　张孝骞东跑西奔，得到教育部批准，改为国立湘雅医学院。

　　1939年2月4日，敌机轰炸贵阳，学院落下4枚炸弹，张孝骞院长在城里租的房子门前落一颗重磅炸弹，幸未爆炸。

　　1944年12月8日，日寇入侵黔南独山，贵阳人心浮动.....军队占据了校舍，张孝骞院长率领仓促装箱药品及设备踏上了流亡之途......步行数百里到重庆后，逃难人比贵阳更多......

　　为使学生继续上课，托兵工署老同学借得一所仓库当教室，交换条件是该单位人员及家属看病，全由张孝骞承包，不取分文，张院长十分高兴地应允下来，最后少数师生到达遵义时，得知日军退回广西，他们返回贵阳，这样，张孝骞院长只好奔忙于重庆、贵阳、沅陵三地之间了......

　　关于马寅初夫人看病的故事，有不少媒体报道过，张孝骞把看似不相干的隔了30多年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然后做出了准确的诊断......

　　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孝骞就曾抢救过马寅初夫人......

　　她当时因为难产引起大出血，请协和医生到家中诊治......

　　30多年后的60年代，马夫人得了外人看起来“奇怪”的病：

　　一感冒就休克，别的医院诊断为肝炎。

　　当张孝骞参加她的会诊时，清楚地回忆起30多年前的那段病史，并推断难产有过大出血，会引起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功能减退。

　　因此，就造成了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激反应的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时，就会发生休克。她的阳性血清浊度试验，正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病史和临床症状一联系，他准确地做出了诊断，马夫人患的不是肝炎，而是席汉氏综合征。

　　在张孝骞的晚年日记中，也提到这件事：

　　1982年5月22日，星期六，晴，下午阴，远处似有阵雨

　　全日未赴院。下午3时赴北京医院参加马寅初的遗体告别仪式，其夫人王仲贞尚认识我。50多年前她临产大出血，几濒于危(马说，处于死亡的边缘)，我为之输血。60年代初期我在门诊为他诊断Sheehan综合征，给了她替代治疗。

　　还有一种民间传说，是讲张孝骞当天诊治马寅初夫人时，并未回忆起她产后大出血的事情，而是回到家，翻出了压在箱底的30年前记录的病例小本，才发现了这段记录。

　　张孝骞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是他一生为医的典型道具，几乎成了这位“一生别无所好，唯一喜爱就是诊治病人”的内科专家形象的一部分。几十年来，他无论到病房或是看门诊，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记事本，上面记着病人的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如果下次再到病房，一定要再查询已看过病人的情况，直到病人出院为止。

　　凡他认为重要的病人，还要求主管医生将出院随诊的情况告诉他。

　　张孝骞一生并没有留下鸿篇巨制，但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倒是积累了很多......

　　“文革”中，他的宝贵财富-50多本写有密密麻麻病案资料的小本，随着三次抄家荡然无存。

　　“文革”后，他重又拿起笔记录，即使在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一尺以外已看不清人影的情况下，还要靠着药物维持视力继续记录，总数达56本。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纸片记录，加起来他差不多记有1 000多个病历。

　　晚年时，许多人建议他整理一下这些小本，以供后辈学习。

　　但是当他准备动手整理这本谦恭的《临床拾零》时，却生病了，最终没能完成。

　　张孝骞的学生鲁重美在《难忘一事-回忆我的导师张孝骞教授》中描述了这56个小本和4盒卡片：

　　整理张老的遗物时，我又见到了那些我所熟悉的小本本，那是张老亲手记下的一些复杂、疑难病例，多附有随访结果及有关文献的出处。密密麻麻的字迹，凝聚着张老的心血和汗水......身边的桌子上堆放着4个大小不等、质地不同的盒子，一个旧铁盒，一个长木盒，两个厚纸板做的鞋盒，里面装满了张老长年积累的文献摘录卡片，英文的、中文的，分门别类，井然有序。

　　新旧卡片参差码放，泛黄的、褪色的、毛边的旧卡片是老人早年从医生涯的艰辛写照，而更多的新卡片却展示了老人永不满足、不断向医学领域冲刺的不倦精神。只有科学的天平才能平衡-一头是不起眼的小本本和几盒外表破旧不堪的文献卡片，一头是协和泰斗、医学巨匠。

　　张孝骞常对年轻医生讲如何正确对待书本知识：

　　“书本知识到底是间接经验，其中不少仍需要实践的检验，有的甚至不可靠。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理论被推翻，新的知识加入，新陈代谢，永无止境。所以书本无论多新，总是落后于现实。尽信书，不如无书。”他的56个小本，就是自己身体力行写成的关于实践的书。这些小本见证了他怎么积累学识、丰富经验和锻炼敏锐的洞察力，还有今日难得的，对病人的爱护。

　　这些小本简朴的形象，向后辈印证着他自己是如何理解“不要只做看书的郎中，要临近病人的床”。在他的影响下，后来协和内科好几位专家也有着记小本的习惯。

　　读张孝骞的小本，还能看出他在临床工作中的一个特点: 就是非常注意随诊病人，总结经验教训。

　　协和内科专家贝濂，是张孝骞的学生，她说：“张老十分重视追查病人，在查房时看到一些特殊或疑难病例，他常常会指出以前有过类似的病人，还记得大约是哪一年，在哪一个病房，是哪位医生管过一个病人与此类似，可以借鉴。有时连主治大夫本人都已忘记了，张老却记得很清楚，并且常在几天后把病人的姓名、病历号找出交给主管大夫参考。这样的事屡见不鲜。”

　　在1985年7月6日的日记中: 张孝骞整理自己的小本时，也再次提到对病例随诊的问题。

　　不过，这回更多的是遗憾。

　　星期六，上午晴、下午阴晴、夜雷阵雨。整日清理临床记录小本。一个最大的问题，所看的大多数病例看不出最后的或正确的诊断。这也反映我院多年来不重视随诊和尸体解剖。多数病例缺乏随诊，大夫们亦较少研究疾病的整体而多满足于看其横断面。这是不利于医学研究，也是不利于患者的。

　　似已积重难返矣！

　　到了晚年，因为身体和视力的原因，张孝骞已无法再记录心爱的小本了。在后来的一篇关于张孝骞的文章中，有一句话读来尤其让人感慨：“失去了这个小本，意味着切断了他通向病房的道路，意味着他同病人的分离，意味着他医学生涯的终止。”

　　在60年代曾目睹张孝骞给马寅初夫人看病的协和医生罗爱伦，日后也有了自己的一个“百宝箱”。

　　她后来选择了麻醉科，用一张张自制的小卡片摘抄各类她认为重要的病案。在卡片的正面，是病人的姓名、年龄、诊治时间、疾病名称、治疗方案、麻醉方式、各种反应......简明扼要，而且一应俱全。

　　她的小卡片已积累了近千张，还按照学科、常见与疑难病症、治疗效果、麻醉方式等分类，每当遇到问题时，她就会打开身边的这个卡片“百宝箱”查阅，寻找答案。

　　成为中国著名麻醉科专家的罗爱伦教授，大家都说她有“超强的记忆力”，每当学生问到各类疑难杂症的诊疗方法及禁忌时，她都能一一道来，但她说：

　　“其实奥秘就在这个百宝箱里”......

　　张孝骞被称作“协和泰斗”“一代名医”的临床医学专家、医学教育家在晚年身患肺癌的情况下，仍坚持参加病例讨论会......

　　张孝骞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了临诊记事“小本”，每次查房或门诊都随身携带，遇到重点疑难病例就把病人的姓名、病案号码、主要病情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