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吉昌村基本情况
吉昌村，原名鸡场屯，1966年改为吉昌村，行政上隶属于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明洪武初年，安顺城建普定卫，分属普定卫与安顺州。州卫合并为安顺军民府后属安顺军民府。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改卫所为州县后隶属于安顺府。从历史地理学上看，吉昌村作为典型的屯堡村寨，位处昔日黔中著名的普定卫与平坝卫的分界处，属屯堡核心地带。据家谱和口传资料记载，吉昌村原名鸡场屯，又称军粮屯，后改吉昌屯，原为仡佬族人的世居之地。明洪武征南时，仡佬族人逃避他乡，此地变为军屯要地。随着江淮移民迁入，军民繁衍生息，形成今天有七百多户、三千多人的大寨子，主要有田、冯、汪、胡、许、罗、陈等十八姓氏。村中的建筑、服饰、信仰及节日等均延续着数百年的传统。该村每年正月十八的抬汪公活动，在屯堡村寨的规模最大，影响广泛，吸引数万群众前来观看，在2008年10月广州番禹区举行的第七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暨山花奖中国民间飘色（抬阁）艺术展演与评奖活动中，作为贵州唯一参赛队伍，荣获民间文艺表演的最高奖项--山花奖，为贵州的屯堡文化旅游打开了一个新的宣传窗口。 近年，吉昌村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明朝皇家军队的屯军遗址，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吉昌村村民在清理遗址时，还发现了上百件文物，如砚台、酒杯、盔甲片等等。专家们经过实地探访后分析认为，朱元璋当年的“调北征南”战争平乱结束后，为防止被征服的异族再次叛乱，便将数十万大军驻扎在安顺一带，同时选择了地理位置颇佳的吉昌村的屯军山作为这些大军的中心指挥部。由此可推断，在这里住下的都是屯堡大军的高级将领。专家称，屯军山的发现，终于找到了他们一直想找到的600多年前屯堡大军的指挥部，填补了屯堡文化的一个空白。
四、吉昌契约文书发现、收集始末
《吉昌契约文书汇编》从发现到收集、整理完毕，均发生在2009年。书中所包含的452份契约文书，其时间跨度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到1961年（不含附录部分文书的时间），涵盖了二百多年的历史。这批屯堡民间契约文书如此成规模地在一个屯堡村寨内首次面世，集体亮相，十分罕见，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有关屯堡文化研究的最重要发现。
这批屯堡民间契约文书的发现，缘于孙兆霞教授于2008年在吉昌进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宗教视角考察”田野调查时，得知村中一些人家持有契约文书，后应课题组之邀，村民田应刚、石松林两位老人带来了数十张契约文书。这些文书，从时间上看，多数纸契都集中在民国时代，也有少量属晚清如同治、光绪时代的。在一张标明为清同治年间的纸契上，赫然出现了“科田”二字。按明代的土地制度，“科田”属农民自己开垦的私田，赋税较轻，例可买卖，是对应于赋税较重，不可买卖的官田主要是屯田而定性的。清代顺承明制。直到清季还出现标明“科田”的地契，这是否从侧面证明还有不可买卖的屯田存在？或者这只是一种民间的习惯性称呼？在田应刚带来的10张纸契中，发现关于“科田”买卖的有3张，时间分别在同治九年、光绪十八年、光绪二十八年。在石松林带来的31张纸契中，“科田”买卖的有12张，时间则为清嘉庆年、道光年、光绪年。课题组接到田应宽先生的电话，告之经他与胡维东等几位老人寻访，又有三户村民表示愿意提供给课题组拍照，据他估计，加上已拍摄的60余份，总数应在百张以上。
这些契约本身包含这样一些重要的信息：一是时间跨度长，从晚清到民国。二是种类多，涉及土地、房屋、宅基地、阴地、荒地、林地等多种类型的交易，而且包含了买卖、分关、继承、租借等多种形式的契约关系，这是研究屯堡社区经济、社会史以及文化、生活史的一批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其潜在的研究价值包括对安顺一带屯田制度持续及变迁时间的间接证明等。一些纸契，因年深日久，再加上保存方式和条件限制，已经变得破损严重，有的甚至出现腐烂，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抢救，而最重要也是最有效、最快捷、易行的办法，就是利用现代的数字技术，尽可能将这批纸契的原貌及其信息保存下来，然后印刷、出版，为今后的研究和利用保留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课题组向贵州民族学院报告，获得立项批准，收集契约文书的工作顺利进行。课题组采取翻拍与录入同步进行的方式，并特意邀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人在旁协助，以便准确录入，发现问题及时请教，现场解决。在统计归类的基础上，课题组三次到吉昌做专题性现场调查和考察，在田应宽等二十多位老人的帮助下，完成地图所需现场信息资料的采集、勘查、确认、指认工作，经专业人员的再研究，绘制出《吉昌屯科田秋田分布示意图》一份。
按“知识生产”的学术话语，这批历史契约文书的发现，似乎已经不仅仅是历史资料的挖掘和使之重见天日，而是历史与现实、农民与学者、农户与村落、族群与国家、地方文化传统与当下大学体制、农村社会转型与城乡统筹发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合力”进行“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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