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界定“西部”范围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如何合理界定“西部”的范围，是首先遇到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范围划得过大，重点不突出，效果也不明显；范围划得过小，起不到开发的作用，解决不了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2000年6月，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上把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几种方案都摆了出来，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为“10+2”，即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考虑到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会议还确定，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比照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予以照顾。
决策考虑地缘政治压力
从现在看，西部大开发政策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快速的落实，不是因为满足一个目标，而是多个目标，在多个目标中找到一个共同的支点，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支点就是地缘政治的压力。
曾培炎还披露西部大开发的决策背后有高层的地缘政治考虑。“‘藏独’和‘疆独’分子对西部地区的潜在威胁已引起关注，在阿富汗，塔利班获得政权期间，一些‘疆独’分子在那里接受训练后回国进行分裂和恐怖活动。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争端日趋激烈。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利用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和分裂活动，美国设立了所谓‘西藏事务专员’，西方少数人支持所谓‘东突厥斯坦’分子的分裂行动。”
曾培炎还披露，江泽民曾在进藏铁路建设问题作出了长达三页的重要批示：“现在看来，修建进藏铁路，从政治、军事上看是十分必要的，从发展旅游，促进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看也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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