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关于“红崖天书”及红岩山的文字记载是在明弘治十三年（即公元1500年）前后，在《贵州图经新志》中，开始有了关于红岩山的初步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近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撰写的《黔记》有“永宁有诸葛碑”的文字。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贵州普安州（今盘县）诗人邵元善写的一首《咏红岩》诗，诗曰：“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丈。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关于红崖天书的记载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些著述里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红岩山，他们大多只是说到岩上红光如火，并没有说到这似火的红岩究竟是什么东西，而真正涉及到红崖天书的则只有邵元善的《咏红岩》，这成了红崖天书的最早文献。他的诗不但已经开始提及到“红崖天书”的形貌，而且还有了红崖天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破译说，他认为红崖天书是当年“诸葛与夷人诅盟的图谱”。也就正是自邵元善开始，人们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一次破译高潮。紧接着，随着年代的推进，人们又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破译高潮。
红崖天书
三次破译高潮与15种破译说
第二次破译高潮兴起于清道光、光绪年间，这次破译高潮则呈现出一种风起云涌之势。那时候，民间兴起了一股收藏热、猎奇热，于是，“红崖天书”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里，由于人们经常性的摹拓，并随意地增添内容，比如当年贵州提督徐印川为了附庸风雅而在上面写上去的草书“虎”字，与原来的“天书”的内容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这样一来，“红崖天书”便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损害。
清光绪年间，日本国领事得丸作藏和该国著名的旅行家鸟居龙臧曾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访古碑、求摹本，当他们来到晒甲山观摩时，也是满脑子的迷惘。在他们将“红崖天书”的摹本带回东瀛展出时，竟然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参观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一时间，“洪都观经，可云盛也。”这期间，法国学者雷相如与费南海尔等闻讯也前来晒甲山观摩，竟然发出如此的感慨：“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红崖天书”之名不胫而走。第三次破译高潮大概兴于近10年。1995年3月18日，贵州安顺地区行署公开对外宣布：“悬赏百万元，破译红岩碑。无论哪省哪国人士，只要能全文翻译红岩碑，并获得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将获得安顺地区行署的百万奖励。”这一消息一经媒体披露，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学者、专家、大学生等纷纷兴起了破译热潮。
网站备案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