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贵州省文史馆馆员梁茂林撰写文章，回忆80年前的往事……

　　日本空军从1938年7月起，到1944年10月，先后对贵州进行过十次轰炸。

　　比起很多被日军占领的地区来说，贵州遭受的损失并不算很大，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使人十分心痛，十分愤恨，是需要永远铭记的。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39年2月4日对贵阳的“二、四”轰炸……

　　一、日军对贵阳的“二、四”轰炸……

　　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轰炸贵阳，贵州人称之为“二四轰炸”，以示永志勿忘……

　　这次敌机轰炸，被炸死和受伤的人数有多少？被炸毁的住房、商铺有多少？损失财产、物资有多少？事后有以下几种报道：

　　(1)贵阳《中央日报》2月5日报导：“这次轰炸死伤人数在五百（人）以上，计卫生事务所（收容）不足百人，省立医院（收容）一百余人，中央医院（收容）约二百人，因伤重不及救治者五十余人。另被压在房屋下者，一时不能挖出，故无法统计。参加救护者有中央医院、万国红十字会、省会各防护团、华洋义赈会贵州分会掩埋队、消防队、三青团留筑军官队，还有人民自愿参加者”……

　　(2)诗人聂尊吾《聱园诗稿》的一首纪事诗的诗题写道：“腊月十六日（即二月四日）午，敌机十八架袭贵阳市，投弹百余，焚毁房舍千三百余所，死伤千二百余人，吾黔空前未有之大劫也。”

　　(3)贵阳商会的调查：“此次遭受轰炸，损失动产和不动产约值二千四百一十万元，炸伤死亡人数约为一千九百人。”

　　(4)灾民救济处处长余华沐、副处长陈世贤二月十五日报告：“此次伤亡人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人。

　　（死521人，伤702人，受伤后死33人），房屋被烧毁一千三百二十六幢，估计损失约为二千五百万元。”

　　(5)灾民救济处二月二十一日报告：“截至二月十六日止，登记灾民为八千九百九十人。截至二十日止，领取救济灾民为八千五百三十九人，留送医院人数为一百三十一人（中央医院51人，省立医院41人，若瑟医院39人），收到人民捐款五万三千五百三十七元，支出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六元六角。”此项所列留送医院的一百三十一人，似为五日贵阳《中央日报》所载各医院收容人数之外的数字。

　　以上所载伤亡及损失数字，互有出入，以灾民救济处的报告及贵阳商会的调查较为具体。

　　大致可以这样说，这次日机轰炸给贵阳造成的损失是：死伤一千二百至一千九百人，被炸焚毁房屋一千三百余幢，可以计算的动产和不动产损失二千五百万元，登记灾民九千人。这些数字，只能说是最低的估算，实际可能要高些。以死伤人数论，有户籍可查，又有灾民登记可查，似乎比较确实。但当时户口异动，办理并不认真，有些过境的旅客，留居的亲友，以及由外地来省城暂居而没有登记户籍的，为数不少。这些人伤亡后，往往无人登记。所以死伤人数还不止统计的数字。

　　被焚毁房屋的幢数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所谓一幢（所），区别甚大，有些深宅大院，一幢往往包括五六个四合院甚至十多个四合院。因此，被烧毁的房屋是很难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的。动产和不动产的损失，种类繁多，情况各异，是很难估算的。当时显然是仅以可以计算的部分折算的。当时法币尚无多大贬值，法币一元仍可换银元一元。按当时黄金价每两七十元左右，米价每筑石（老秤二百二十斤）三元上下计，二千五百万元的财产损失等于三十五万七千多两黄金，一十八亿多斤粮食。

　　灾民是不是仅有九千人呢？可能还有很多没有登记的。我们的人民自尊心很强，很多人不愿以灾民自居，不到救济处登记，不愿接受救济费。

　　二、日本空军对清镇飞机场的轰炸……

　　1938年7月X日上午，敌机六架，轰炸清镇飞机场，投弹数十枚，炸毁伪装飞机六架，死伤各一人……

　　三、日本空军对贵阳团坡桥飞机厂的轰炸……

　　1938年九月廿五日，敌机九架于上午十时许，轰炸贵阳团坡飞机场，投弹多枚，颇有受伤者……

　　四、日本空军对贵阳太慈桥的轰炸……

　　1940年五月一日，敌机八架于上午十二时许侵入贵阳市上空，在太慈桥附近投弹十余枚，死伤数人……

　　五、日本空军对贵阳团坡桥机场附近的轰炸……

　　1940年七月廿八日，敌机八架于上午十时许侵入贵阳，在南郊团坡等处投弹十余枚。中央医院中一弹，死伤十数人……

　　六、日本空军对贵阳花溪防空学校的轰炸……

　　1940年七月廿九日，敌机九架于上午九时十四分，分两批空袭贵阳的花溪镇，投弹多枚，企图炸防空学校的汽车场，未命中。一弹落于镇东南水田中，震倒房屋数间，震死老妇一人。其时适有商人的驮马一批经过，被敌机以机枪扫射，毙马两匹……

　　七、日本空军对荔波县和三合县的轰炸……

　　1940年九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二分（一作十二日上午九时许），敌机八架，自荔波县经三合飞往炸八寨城，炸死三十余人，伤二十余人。折转三合县，首炸锑矿厂，死伤各一人，毁屋数间，并炸毁“寿宁园”屋一部份……

　　八、日本空军对北盘江公路桥的轰炸……

　　1941年六月八日，敌机九架于上午九时许，窜入本省西南盘江公路桥投弹，未命中。旋窜至安龙县城上空，时有学生一队经过，敌机投弹一枚，落于县政府东侧罗家院，震倒县政府房屋一间，民房二十二间，炸死二十人，（男十四人，女六人），伤三人（女）……

　　九、日本空军对南盘江桥的轰炸……

　　1941年六月十三日，敌机九架于上午九时许，窜至本省西南盘江公路桥，投弹命中，桥毁……

　　十、日本空军对三都县城的轰炸……

　　1944年九、十月间（时间不明），敌机窜扰三都县，投弹三次，落弹六枚，轰炸县城锑矿厂与胡家大楼，死伤锑厂卫兵各一人，炸毁锑厂房屋数十间。在上江投弹三枚，死亡二十五人，第三次炸毁民房一百余间……

　　抗战八年中，敌机袭击贵州各地区当然不止这几次，有时敌机以侦察或骚扰为目的而来，没有投弹，有时敌机滥炸，投弹不准，未造成损失，这些都没有计算……

　　1942年春夏之交之时，茅盾从广西桂林途经贵阳到重庆，在贵阳住了几天。

　　之前在上海听谢六逸说，贵阳贫穷落后，恐怕是全国最贫困的省城。

　　又听熟人说:"最近一次敌机来轰炸，把一条最热闹的街炸平了!贵阳只有这条街。"

　　他看到贵阳铜像台四周的街道显然吃过炸弹，至今犹见断垣残壁。于是写下了《贵阳巡礼》……

　　1938年春，从长沙疏散到贵阳去的一位太太写信给在汉口的亲戚说：“贵阳是出人意料的小，只有一条街，货物缺乏，要一样，没有两样。来了个把月，老找不到菜场。后来本地人对我说：菜场就在你的大门外呀，怎么说没有。这可怪了，在哪里，怎么我看不到。我请人带我去。他指着大门外一些小担贩说，这就是么！哦，我这才明白了。沿街多了几付小担的地方，就是菜场！我从没见过一个称为省城的一省首善之区，竟会这样小的！那不是城，简直是乡下。亲爱的，你只要想一想我们的故乡，就可以猜度到贵阳的大小。但是我们的故乡却不过是江南一小镇罢了！可爱的故乡现在已经没有了，而我却在贵阳，我的心情，你该可以想象得到罢？”

　　1939年冬，这位太太又写信给在重庆的亲戚说：

　　“最近一次敌机来轰炸，把一条最热闹的街炸平了!贵阳只有这一条街！”

　　这位江南少妇的话，也许太多点感伤。贵阳城固然不大，但到底是一省首善之区，故于土头土脑之中，别有一种不平凡气象。例如城中曾经首届一指的老牌高等旅馆即名日“六国”与“巴黎”，这样口气阔大的招牌就不是江南的小镇所敢僭有的。但“六国”与“巴黎”现在也落伍了。它们那古式的门面与矮小的房间，跟近年的新建筑一比，实在显得太寒伧。经过大轰炸以后的贵阳，出落得更加时髦了。

　　如果那位江南少妇的亲戚在三十年的春季置身于贵阳的中华路，那他的感想一定“颇佳”。不用代贵阳吹牛，今天中华南路还有三层四层的洋房，但即使大多只得二层，可是单看那“艺术化”的门面和装修（大概是什么未来派罢），谁还忍心说它“土头土脑”？而况有那么大的玻璃窗。这在一个少见玻璃的重庆客人看来委实是炫耀夺目的……

　　如果二十七年春季贵阳市买不出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是大大不同了。现在可以说，

　　“要什么，有什么。”～但以有关衣食两者为限。而在“食”这一项下，“精神食粮”当然除外。

　　电影院的内部虽然还不够讲究，但那门面堪称一句“富丽堂皇”，特别是装饰在大门上的百数盏电灯，替贵阳的夜色生色不少。几家“理发厅”仿佛是这山城已经摩登到如何程度的指标。

　　单看进进出出的主雇，你就可以明白所谓“沪港”以及“高贵化妆品”，大概一点也不虚假。顾了头，自然也得顾脚。这里有一家擦皮鞋的“公司”。堂堂然两开间的门面，十来把特制的椅子，十几位精壮的“熟练技师”，武装着大大小小的有软有硬的刷子，真正的丝绒擦，黑色的，深棕浅棕的、乃至白色的真正“宝石牌”鞋油，精神百倍地伺候那些高贵的顾客。不得不表白一句：游击式的擦鞋童子并不多。是不是受了那“公司”的影响，那可不知道。但“公司”委实想得周到，它还特设了几张椅子，特订了几份报纸，以便挨班待擦的贵客不至于无聊。

　　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西南山城中，苏浙沪气味之浓厚。在中华南北路，你时时可以听到道地的苏白甬白，乃至生硬的上海话。你可以看到有不少饭店以“苏州”或“上海”标明它的特性，有一家综合性的菜馆门前广告牌上还大书特书“扬州美肴”。一家点心店是清一色的“上海跑堂”，专卖“挂粉汤团”，“绉纱馄饨”，以及“重糖猪油年糕”。而在重庆屡见之“乐露春”，则在贵阳也赫然存在。人们是喜欢家乡风味的，江南的理发匠，厨子，裁缝，居然“远征”到西南的一角，这和工业内迁之寥寥相比起来，应作如何感想？

　　“盐”的问题，在贵阳似乎日渐在增加重量。运输公司既自重庆专开了不少的盐车，公路上亦常见各式的人力小车满装食盐，成群结队而过。穿蓝布长衫的老百姓肩上一扁担，扁担两端各放黝黑的石块似的东两，用麻布包好，或仅用绳扎住；这石块似的东西也是盐。这样的贩运者也绵延于川黔公路上。贵阳有“食盐官销处”，购者成市；官价每市斤在两天之内由一元四涨至一元八角七分。然而这还是官价，换言之，即较市价为平。

　　贵阳市上常见有苗民和彝民。多褶裙，赤脚，打裹腿的他们，和旗袍、高跟鞋出现在一条马路上，便叫人想起中国问题之复杂与广深。所谓“雄精器皿”又是贵阳市上一特点。“雄精”者，原形雄黄而已；雕作佛像以及花卉、鱼鸟、如意等形，其实并无作器皿者。店面都十分简陋，但仿单上却说得惊人：“查雄精一物，本为吾黔特产矿质，世界各国及各行省，皆未有此发现，其名贵自不待言；据本草所载，若随身久带，能轻身避邪，安胎保产，女转男胎，其他预防瘴气，扑杀毒蛇毒虫，尤为能事”云云……

　　所谓“铜像台”就是周西成的铜像，在贵阳市中心，算是城中最热闹，也最“气概轩昂”的所在。据说贵州之有汽车，周西成实开纪元；当时周“经营”全省马路，以省城为起点，故购得汽车后，由大帮民夫翻山爬岭抬到贵阳，然后放它在路上走，这恐怕也是中国“兴行汽车史”上一段笑话罢。

　　铜像台四周的街道显然吃过炸弹，至令犹见断垣残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