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区域博弈的轮回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正式成为中国的第13个行省。今黔西南所辖兴义市、安龙县、兴仁县、贞丰县、普安县、晴隆县、册亨县和望谟县8个县市，甚至包括曾由兴义府辖的今六盘水市的盘县在内，明代建省前除普安土府所辖范围外，其余分别属于云南省和湖广省。在朱元璋用武力平定盘踞云南的元朝所封梁王势力之时，今黔西南属云南所辖的地方，如兴义、兴仁、盘县等，正处于交战双方的前沿，故明军屯驻者特多，留下的遗迹之名为“屯”者亦多。云南平定后，明王朝对原本不是军屯重点的今黔西南一方面撤走重兵，一方面停止移民垦荒，至洪武末年，今黔西南属云南管辖之地军屯便已废驰。明代在贵州建省时，省域面积大约只有今省域面积的3/5，后经不断调整，直至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的行政体制改革后，今黔西南红北河北岸的土地才由广西划入贵州。可以说，今黔西南开始时不过是云、贵、桂三省边地拼合而成，当然也具有“襟联三省”的地缘优势。
黔西南与云南的曲靖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地区在古代大体就属于一个文化区域。在战国至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前403年——前28至前25年）属于夜郎及其及穷小邑的文化圈，故黔西南可能成为破解夜郎古国之谜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自夜郎灭国以后，考古发掘或发现的汉代文物，为黔西南曾经的繁荣提供了足够的物证，但汉文献的记载便寥若晨星，彝族文献虽有涉及，但缈不可考，综合起来，那段因国家制度设计鞭长莫及的魏晋至建省前的今黔西南，只能搜寻到一些连缀起来的文化碎片。不过有一点却是学术界认同的，今黔西南也同贵州一样，曾经是中国汉、氐羌、百濮、百越和苗瑶五大族系交流融合之地。明清以后，更是一个具有移民文化基因的地区。吴越、荆楚、巴蜀、岭南、滇桂和湖湘文化均对黔西南有影响，尤以湖湘文化对今黔西南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可上溯自楚国将军庄桥入滇，夜郎归降，以及清末民初刘显世家族的先辈与湖南的历史渊源。当然，从古代文化线路和文化板块的角度，以及今黔西南与周边省区的文化联系，谁也难以割断绵延几千年的地缘、史缘、族缘、商缘和情缘的“五缘”关系。它既是区域合作的优势，却又是区域博弈的弱势。在近代交通网络形成以前，黔西南首府兴义，是滇黔桂边的商贸重镇，通过滇越铁路进入昆明或通过广西梧州溯西江而进入贵州的洋广杂货、棉纱棉布，以及兴义本土所产被誉为“坝货”的优质鸦片、云贵两省的鸦片贸易，都在兴义集散。黔西南及邻近兴义的云南一些地方的土特产，亦经过兴义输往两广及港澳和东南亚。清末为征收出入境税，特在贞丰百层河北岸设厘金总办，足见其商贸之繁倡。
但近代以公路为主的交通网络形成之后，黔西南的经济却渐趋衰落。以贵阳为中心的十字形公路，只有滇黔公路越晴隆、普安、盘县而过，兴义和安龙（清代兴义府城）、兴仁、册亨、望谟都被边缘化了。
贵州建省后一直被视为穷省、小省，诚如文献记载：“其田赋所出，不及中土之一大郡”。作为贵州西南一隅，在全国更无足轻重。在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阶段，黔西南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遇。抗日战争时期，滇黔公路一度成为盟军援华物资的陆上通道，公路沿线曾有过短暂的超常规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制度设计，曾一度把贵州和黔西南西北部推向战时开发的主航道，但随着抗战的胜利和随之而起的“复原”大潮，黔西南又沦为沉寂。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东、中、西的梯次发展战略中，贵州属基础差的后发地区。“三线建设”曾奠定了贵州在全国都有一定地位的工业基础，但对黔西南而言，因成立“六盘水市”而将地广人多煤炭资源富集的盘县划出，加之交通不畅，黔西南依然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黔西南再次作为滇黔桂边金三角的优势在新起点上凸显出来。“铁、公、机”加上南盘江黄金水道所形成的水、陆、空的交通网的形成，进出难将不再是黔西南发展的瓶颈。黔西南是西电东送的重要电源点，是国家重要的黄金产地，获得了“中国金州”的美誉；煤电铝一体化基地；旅游业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国家和省的制度设计中，黔西南将在区域经济的博弈中再次引领滇黔桂边的潮头，将再度成为滇黔桂边的商贸集散地，形成新的对内对外开放的格局。这不是历史的轮回，而是历史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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