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永历王朝的背影
提起朝廷和皇帝，人们的意象自然是与金碧辉煌和威权无上相联系。但许多不熟悉历史的人们，实在难以想象一个身附“正统”幽灵的朝廷，除扈从之外，无一卒一民为王所有；一个被供奉为皇帝的人，却有着乞丐一般的生存状态。这个王朝，就是清军入关以后在南方建立的永历王朝，它的最后定居之所就在今黔西南州的安龙县；这个小朝廷“驻跸”安龙达三四年之久。
清顺治八年（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二十日，永历皇帝一行50余人，在大西军余部孙可望部将的护卫下，由广西辗转来到由安顺军民府管辖下的安隆所。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图吉利，将“安隆”改名为“安龙”，并升格为府，开始演绎“龙”这一帝王象征的另类故事。
永历小朝廷在安龙定居下来后，陆续有一批南明王朝的官员、宫人从广西赶来，小朝廷又重派各执事官员，俨然尊依明朝旧制。而大西军余部几经周折与永历小朝廷谈判“联合恢剿”，即农民起义军欲借助永历王朝的“正统”旗号，而永历君臣也要借助农民起义军的实力，巩固小朝廷，抗击南下的清军，企图收复失地。各地抗清武装力量纷纷向湖广和云贵集聚。自永历小朝廷入驻安龙以后，贵州既成为国内社会矛盾复杂变化的缩影，同时也成为“华夷”矛盾和“正统”与“非正统”文化碰撞的焦点。复明，迎合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愿望；抗清，使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有了现实利益和思想文化上的一致性。因此，第二次抗清高潮形成的思想旗帜，就大西军余部来说，提法上是“联合恢剿”，在永历小朝廷来说是“复明抗清”，而就参与这一历史活动的各利益相关者和事后的历史研究者来说，则都认同了“联明抗清”这一提法。大西军余部约14万人，在“夔东十三家”、何腾蛟余部和郑成功等原明将领在东南沿海一带抗清义军的支持下，促成了1652年的北伐抗清壮举，“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到1653年前后，形成了以湖广为中心的第二次抗清高潮。清政府曾一度打算放弃西南、中南各省，集中全力确保对北中国的统治。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尚未完全稳定之时所兴起的抗清高潮，既可视为新兴的满族军事力量与残明军事力量、明未农民起义军和各种反清军事力量的较量，又可视为衰朽的“正统”力量与勃兴而将成为“正统”的“非正统”文化的博弈。
自永历王朝被大西军余部“迎驾”到贵州安龙以后，大西军余部以孙可望为首的一派内心深处并没有真诚拥戴永历帝的诚意，不过是借助残明势力的封建正统旗号，建立和巩固云贵抗清基地，以他自己为领袖，领导联明抗清，收复失地，完成其义父张献忠建立“后明”王朝的遗愿。而大西军的另一领导人李定国则是永历王朝真诚的护卫者。他与他的部将们对既想称王称帝的孙可望心存不满，而对永历小朝廷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扶持“正统”反抗清军的真诚愿望。大西军余部借助“正统”、替代“正统”的力量与认同“正统”、维护“正统”之间的矛盾斗争，折射出农民阶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同时也折射出农民阶级或者别的阶层一旦执掌了权力，也同样会走向封建专制的历史逻辑。
永历王朝自建立开始，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就如影随形。暂居安龙以后，以执掌政权的文安侯马吉翔为首的一派，亲附权倾势重的孙可望，企图借助孙可望的实力排除异己，进而拥戴孙可望称王称帝，取代永历帝。而以内阁首辅吴贞毓为首的一派，忠贞不渝地拥戴永历皇帝，并团结了宫廷内外残明的大多数朝臣，也希望借助大西军中拥戴永历帝的力量，使南明王朝重振大明王朝的雄风。
正值李定国、刘文秀率军北伐抗清之际，孙可望驻扎贵阳，征发民工，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设立五府六部三衙门，分封文武百官，命令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归属南明朝的文臣武将，克期到秦王府朝见。孙可望的举动，既引起李定国的愤慨，又加剧了永历君臣对他的怨恨。
永历帝及吴贞毓等对孙可望、马吉翔的野心无不惶恐。于是君臣十余人密谋，企图借助在广西北伐抗清的安西王李定国的势力，翦除孙可望及卧榻之侧的马吉翔、庞天寿等人的势力。他们经过精心策划，拟定密诏，私铸“屏翰亲臣”金印，遣使赴广西密诏李定国回师安龙护驾。不料机密泄漏，人证物证均落入孙可望之手。孙逼迫永历帝交出参与出谋策划者。永历帝自然不愿说出参与此事的忠君之臣，而各怀忠君即爱国志向的大臣也不肯承认与皇上密谋，于是孙可望逼迫永历帝承认吴贞毓等人犯下“欺君误国，盗宝矫诏”之罪，处以极刑。
清顺治十一年(永历九年、1654年)四月初八，在安龙天榜山下，党附孙可望的郑国、王爱秀等人会同锦衣卫行刑的刽子手，宣读了名为永历小朝廷刑部拟具，实为孙可望意图的“诏书”，赐内阁首辅吴贞毓自缢(实处以绞刑)，内监张福禄、全为国和刑科给事中张镌三人凌迟处死，其余翰林院检讨蒋乾昌、吏科都给事徐极、大理寺少卿杨钟、大仆寺少卿赵赓禹、光禄卿蔡縯、武安侯郑允元、江西道御使周永吉、御史李颀、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士瑞、翰林院检讨李元开、御史朱义浘、郎中朱东旦、中书易士佳和任斗墟等14人斩首。
吴贞毓等18人怀着一腔舍命保君的热血、对乱臣奸佞的愤恨，面不改色，从容面对死神。18人齐刷刷向北跪拜永历行宫完毕，都吟诵起早已有腹稿的绝命诗词，抒发“贼臣未斩身先殉，留取忠魂复国仇”的满腔愤懑。
清顺治十四年(永历十二年、1657年)，孙可望抗清失败被俘后降清，永历帝才追谥吴贞毓等和在此前后被孙可望所杀的刘议新、林青阳共20人封号及官位，以褒扬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658年春，已被李定国移驾昆明的永历帝又遣使至安龙，为十八先生墓树碑，并亲自题写了“明十八先生成仁处”。从此，这里便成为忠君爱国思想的物化标志。
追寻永历王朝的背影，我们不能不认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任何时代人们总是用自身所认同的当代的价值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出价值判断或带价值倾向的阐述。我们回顾南明王朝在安龙的史事，自然也必须对之作出当代的诠释。“十八先生之狱”集中反映了南明王朝在贵州的特殊性和对历史文化认知的惯性，如果把历史的真实还给历史，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读，“十八先生之狱”的文化内涵，就不仅仅是传统的忠义节烈观所能概括的了。
抗日战争时期，安龙县申请重新修箿“十八先生墓”获批准，其目的是为了激励全国军民，像十八先生一样富有为国捐躯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蒋介石题词“碧血千秋”；立法院长居正题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仁至，所以义尽”；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院长任可澄题词：“藏碧辉岩”；国民政府原交通部长、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题词：“浩然长存”；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题词：“重如泰山”；辛亥革命元老、原江西都督柏文蔚题词：“天地正气”……这些题词都丰富了“安龙十八先生墓园”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用当代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十八先生之狱”，对基于传统价值理念的褒扬，不能不多一些逆向思维的考量。其一，我们肯定清初的矢志抗清者，不仅是颂扬他们视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坚毅和忠贞，而且也肯定他们为维护中华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免遭破坏所作的努力，绝不仅仅是停留在狭隘的维护汉族大明王朝正统的观念上。其二，永历小朝廷的内部权力之争，本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属于汉族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力纷争。无论任何一方占上风，都不可能改变清初历史的大趋势，充其量也只能使残明政权多一些苟延残喘的时日。其三，孙可望及大西军部分将领虽隐藏着个人称王称帝的野心，这是历史上任何农民都无法超越的价值定律。但他们在联明抗清的斗争中坚持以我为主，不俯首听命于永历小朝廷，从侧面反映了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表现了大西军将士蔑视封建礼法的反抗精神，又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在道德评价的天平上，人们尊崇李定国，贬抑孙可望则既是情理之中，又是优良传统使然。如何评价“十八先生之狱”这一历史公案？是因袭汉族正统观念，维护封建纲常名教，还是理解农民军对地主阶级报复的不适时甚至过当；在赞赏农民军反抗精神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阶级局限、历史局限。无论从历史的视角还是从文化的视角去评价永历王朝和“十八先生之狱”，任何绝对化的倾向都可能导致人们误入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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