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贵州高原在明清之前曾是炊烟依稀、森林茂密之地。从清代中叶开始,尤其自20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增加,喀斯特生态的原貌急剧变化,石漠化扩展,成为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隐患与灾害。

    喀斯特生态环境的特性在于,由于地表土层浅薄、稀少而且呈片断性,储水能力低,而岩溶裂缝渗漏性强,常表现为地表水分亏缺。土壤稀少贫乏主要是由于碳酸盐岩中所含的可溶性物质多,约占其化学成分的90%以上。这些物质都能溶于水而被带走。据估算,靠碳酸盐岩石中不溶物质堆积并形成1厘米厚土壤,须经2500————85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与此同时,现存的土壤流失却异常快速,尤其是在降雨充沛的地带与季节,土壤流失速度为成土速度的2400—4800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植被破坏严重的喀斯特山地,便成为水土流失的典型地带,形成石山半石山状况,以致出现大面积石漠化。

    贵州在清初(公元1661年)人口不过200万,到清末已增至810万。而从1911年至1949年的38年中,则净增350万,总数超过1000万,年均增长52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县人口,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口已达3000多万。可耕地资源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土地生产力普遍较低,产出率不高,加上产业结构单一,无力搞内涵扩大再生产,于是大量荒山草坡,临界宜农或不宜农的林地、草地,以至石旮旯地,多被垦为耕地。其直接后果是水土流失和土地长期超负荷生产,使地力退化,以致失去支撑力。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土地质量退化,又需寻求更多土地,以满足最低生活的需求。于是又掀起新一轮垦荒,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生态逆向演化和石漠化指数,与垦殖指数成正比。据统计,全省垦殖指数高达27%以上,不少农村连25度陡坡也未能幸免。全省有16个县的垦殖指数超过30%,有4个县的垦殖指数甚至达到和超过40%。这必然导致喀斯特生态面目全非,水土流失,石漠化凸现。20世纪50年代,全省水土流失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4．2%,60年代为19．9%,70—80年代升为27．4%,而到90年代则已占43．5%,约7．69万平方公里。植被减少、水土流失最严重的33个县,全都分布在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在一些石漠化严重地区,已出现无地可耕、无土可种的荒凉境地。人们有理由担心,似此发展下去,农业文明会否随着绿色和土壤的消失而毁灭。

    喀斯特生态的演化时间、速率,从一种状态自然演化为另一种状态,往往需数百年以至更长时间,但一旦叠加了人类活动,特别是违背自然演化规律的盲目冲动,则可能在数年或更短时间使林地变成藤刺、灌木丛或裸地。而且一旦形成,便难以逆转。水土流失和土地超负荷运转,使生态系统与外部物质能量交换失衡或中断,它所带来的生态灾难,是人们难以预料的,即不仅使大地植被难以恢复,水土流失难以抑止,使宝贵的资源大量流失,而且还会引起相关地质灾害。据省国土厅统计,截至1999年,全省发生多起滑坡、崩塌、泥石流及溪河断流、局部地面塌陷等多种灾害,影响范围达3466．07平方公里。泥石流发生频率年均10．3次,其它地质灾害年均283．4次,灾害密度达每平方公里0．02次。尽管形成灾害的原因很多,但与人们乱砍滥伐、乱挖乱采、无序开发直接相关。如认真换算,每年在救灾上的费用及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将大大抵消以至超过资源开发得到的利益。

    造成人与地的矛盾,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实际上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结构矛盾的反映。体现这种社会关系的某些体制、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比单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对生态造成的危害更甚。其一,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无疑是正确的。但并不等于任何地质环境和生态地区都适宜发展传统农业,尤其是单一的粮食种植业。农业的自然本质不仅在于实现经济功能,而且承担着生物再生产及自然循环过程。如果仅强调单一经济功能,不顾及土地生产力和自然生态的循环演化,无限地向自然索取,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其二,在喀斯特王国,东西南北各异,乃至“一山分两季,十里不同天”。而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却习惯于采取同一标准、模式,从上到下,要求层层完成预定的生产任务指标,而非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势必使喀斯特石山区勉为其难,或虚报瞒上,或加剧对生态的创伤。其三,命令式的、有规模组织的社会活动,对于林木、植被生态的毁坏所造成的影响,已为人所共知。如今,喀斯特地区大片的原始森林已不多见,就连少有的天然喀斯特湖泊———高原明珠草海,亦曾被排干水用于种粮,结果不仅直接所得不多,还使区域性气候发生灾变,令喀斯特生态的创伤长期难以完全治愈。人类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其四,以往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所形成的城乡壁垒,强化了农民的历史角色和惯性,使生活在高山深谷的人们,为了生存发展,不得不就地向山林开战,向荒山陡坡要粮,于是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生态悲剧,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协调发展。

    贵州喀斯特发育的普遍和强烈程度,以及地区差异及多样化特征,首先决定了我们的规划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生态治理与资源开发,不能等同于非喀斯特地区。即使在同一区域内,也不宜等同划一,必须充分考虑到他们各自的特点与差异,不宜以同一标准模式,搞“一刀切”。对于典型的喀斯特山区,由于缺水少土,更不宜以一般农业种植业和“联产承包”去要求。同时,对于传统的开发理念和模式,必须重新加以审视,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严重透支,把以资源为导向的开发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开发,把以人力为开发动力变为以科技为开发动力(提倡绿色科技),把以单一经济效益为目标变为以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开发为目标,把以满足当代人眼前生存需要为标准变为永久、持续、健康发展为标准。模式、理念的转换,意味着以关爱自然、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维护自然生态和人类长远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人类只有通过与自然保持和谐共济、共生共荣,才能获得自身需要的满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才能使自然生态良性发展。

    喀斯特环境虽给人类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与艰辛,但其生态价值不应视为单一的。典型的喀斯特大石山的价值并不在于传统的农业种植业,其景观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恰是其精髓所在。例如,其景观具有科学教学、地理实习、学术考察及探测技术训练等多重价值。其探险价值包括洞穴探险、攀缘陡崖、登山旅行等活动。在美学价值上,那山清水秀、石奇洞幽的景观,古往今来吸引和陶醉了多少文人墨客与书画艺术家。在保存完好的原始喀斯特森林,对人类还具有怡情养性与保健功能,是工业文明和喧嚣的城市空间无法比拟的。喀斯特不仅不是人类的克星,而且可以是人类的美好家园。一旦建立起自然保护区、科研教育基地、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旅游休假胜地与农业用地等融为一体的景观,不仅将使喀斯特生态更加争奇斗艳,引人入胜,而且是对当今世界的一大贡献,更为后人留下可资永续发展的空间和丰厚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