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基于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关注，改革开放30年就是一部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史，也是一部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创新史，还是一部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成长史，更是一部中国主题公园演进更替的探索史。

     　　1.中国主题公园横空出世：改革开放的商业解冻与文化启蒙。中国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政策为动力引擎、文化为精神灵魂、经济为火车头、城市为核心载体、旅游为形象代表的中国一路高歌猛进，崛起成为世界格局的中坚力量。1981年建成的吉林省大庆市儿童乐园和1983年建成的广东省中山市长江乐园开创了国内游乐园的先河，1983年建成的北京大观园和1984年建成的河北省正定县荣国府拉开了国内人造景观的序幕，成为国内主题公园发展历史长河中的标志性石头。因为规模和影响的缘故，长江乐园被业界认同为中国主题公园发轫的第一个机械游乐公园，荣国府被业界认同为中国主题公园发轫的第一个人造景观公园，这两个公园就像铁路的两个起点站，延展了中国主题公园发展的历史轨道，业界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国主题公园的启蒙时代。1989年，在与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湾畔，华侨城集团投资建设了锦绣中华，因为锦绣中华突破了原有游乐园的建园理念，创新了原有游乐园的娱乐方式，导入了游乐园不具备的文化主题，强调了企业化的运营管理，制造了旅游景区大投资、大产出、快回收的中国奇迹，而且具有了规模经济的商业意义和提升城市的文化价值，所以被业界认同为中国主题公园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旅游业进入了主题公园时代。回顾起来，“锦绣中华现象”实际上为中国现代城市贡献了“经营城市”的思想奶酪，引发了中国现代城市“大项目拉动片区整体开发”的造城运动，撬动了中国现代城市的跨越式发展。

　　2.第一轮主题公园投资建设热：复制模式的商业迷恋与文化崇拜。1989～1994年是中国主题公园的第一轮投资建设热潮时期。这个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大观园”、“水族馆”、“鬼府神宫”、“影视城”等“小人国”式的人造景观为造园载体，朴拙而简单，满足旅游者静态观赏的休闲需求。第二阶段以“民族村”、“风情园”、“博览园”、“航天城”等“民俗村”式的人造景观+民俗表演为造园载体，仿真而较丰富，满足旅游者动态参与的休闲需求。主题公园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形态，不管是“小人国”模式，还是“民俗村”模式，在当时旅游产品短缺的时代，都成为了许多城市模仿和抄袭的对象。这个时期，机械游乐园和野生动物园更是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出现了数量上的几何级数增长。一般情况下，这种抄袭和模仿被贴上了“弘扬本土文化”和“提升旅游形象”的地域性标签，在急功近利的商业价值观和肤浅幼稚的文化表现欲的支配下，形成了全国性的主题公园建设热潮。盲目复制、跟风建设，造成了主题公园的低水平供给与旅游者日益成熟的休闲需求之间的落差现象，导致了中国主题公园初级阶段的产能相对过剩，主题公园不可逆转地出现了第一轮“大量资本沉淀和大量歇业倒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大浪淘沙，像深圳锦绣中华、北京世界公园、上海锦江乐园、广州香江野生动物园这样有市场支撑、经营管理和创新能力的主题公园脱颖而出，引领着中国主题公园奋然前行。

　　3.第二轮主题公园投资建设热：梳理概念的商业尴尬与文化阵痛。1995～1999年是中国旅游业在实施“政府主导型战略”中追寻产业化梦想的时期，也是中国主题公园的第二轮投资建设热潮时期。1994年实行双休日制度，1996年地方政府把旅游业列入“九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1999年实现黄金周休假制度，是这个时代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的三个里程碑事件。1997年9月10日，华侨城控股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标志着中国主题公园开始构建资本运作平台，具备了投融资对接的轨道。政府的强力主导、新休假制度释放的市场井喷效应、东南亚金融危机三者形成了共轭驱动力，“发展大旅游，做强大产业，建设大项目，抓紧大投入”的逻辑思维演变成了集体意志，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主题公园的建设热情。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地域相对集中、大型演艺节目等五大特征被植入到主题公园中来，拓展了主题公园的内涵和外延，演绎了“东西南北中，主题公园向前冲”的独特风景。市场臆断、长官意志和盲目攀比，导致主题公园不可逆转地出现了第二轮多米诺骨牌效应。

　　4.第三轮主题公园投资建设热：打造品牌的商业觉醒与文化自信。2000～2004年是中国旅游业从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两轮驱动走向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并驾齐驱的时期，也是中国主题公园的第三轮投资建设热潮时期。1999年12月12日香港迪斯尼乐园正式签约，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旅游国际化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在“前有政策利好，后有迪斯尼进驻”的背景下，中国主题公园兴起了以“打造品牌”为核心的第三轮热潮。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贵州真的不需要紧跟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