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3日,参加纪念会的专家、学者在思南县田秋小学《田秋纪念馆》观瞻,学习和传承田秋精神!岳洋 摄
本站讯 9月23日,记者从《旅游研学贵州.地理》编辑部获悉,贵州教育文化创先地,有“黔中首郡”之称的思南县为传承“贵州科举教育之父”田秋的教育思想,纪念田秋诞辰530周年暨贵州首场科举考试486周年。
《云南通志》记载田秋为贵州思南人,在昆明参加庚午科云贵乡试被录取。廖书铭 摄
田秋(1494-1556),字汝力,号西麓,土家族,贵州思南府水德江司(今思南县城)人 。明代进士,官至广东省布政使。以“直言敢谏,廉洁奉公”闻名。他是开发贵州人才,兴办郡、县学校的先贤,功德卓著,业绩昭然。田秋十三岁中秀才,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十七岁中云南乡试举人,九年(1514年)二十岁时入朝考取进士。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任福建延平府推官,六年(1527年)任直隶河间府推官,次年授户科给事,九年(1530年)授礼科左给事,十五年(1536年)任吏科左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福建布政司参政,十八年(1539年),升任四川按察使,次年再升任广东布政使。二十年(1541年)六月,谢职还乡办学。三十五年(1556年)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葬于思南城东的田家坝(现田秋小学后)。据明代嘉靖《思南府志》“嘉靖府城图”显示,“田宅”在思南城西大岩关山脚下(田秋号西麓或源于此)。宅前有“亚魁”、“进士”牌坊。其“进士坊”为“嘉靖元年(1522年)知府李文敏为正德甲戌(1514年)进士田秋建”(明·嘉靖《思南府志》)。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时任福建延平府推官的田秋回思南探亲,途经乌江潮砥,在江边一巨石上留下了“黔中砥柱”四个大字,这是田秋留下的唯一手迹。
2023年9月23日,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在田秋小学纪念会上,阅读介绍田秋事迹的文献资料。张圣 摄
田秋的特殊贡献是谏言贵州开科举考试获准。贵州自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至嘉靖的百余年间,全国只有13省,12省设有乡试科场。惟独贵州省科举考试仍归并到云南省举行。凡要考举人的学子都必须到云南昆明应试。千里迢迢,道路崎岖,行旅艰难,这对贵州选贤育才強文带来很大不利。贵州抚按曾三次向朝廷申报自设考场,未能获准。都被朝廷以“贵州未化”,“旧制难改”或“旧制不可轻改”而拒之。造成了贵州教育发展缓慢,郡、县教育落后的局面。贵州思南人田秋选择在朝廷公干之机,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向皇帝呈奏《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奏请在贵州独立设乡试考场。十四年(1535年),获得朝廷批准。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开科,从此贵州人才四起,直追中原。
思南县城乌江东岸田秋小学校园内,展示教育先贤田秋精神的文化墙。廖书铭 摄
田秋的又一特殊贡献是购买卷田捐资助考。1537年,贵州举办首场科举乡试,从此贵州有了自己的乡试科场。为了发展被贬为“贵州未化”的家乡教育,培养贵州人才,田秋率先出钱为考生购买试卷,又倡导乡绅共同购买卷田,用卷田出租费支付考卷费,免除贫困生缺钱买卷之忧。贵州从首场乡试至清朝科举乡试结束的368年间,应试生从不出钱买卷,这是田秋开发贵州教育的又一大功劳,全国唯一贵州省乡试科考不收考生试卷费。因此,明、清两朝,贵州省获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的骄人成绩。被誉为“俊杰之士,比之中州”。
可见,贵州设立科举考场,应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举贤荐才格言。田秋为敢于问“汉与我孰大”的夜郎国创造性人才,为贵州学子冲出贵州,促进他们走上“棒锤滚进京,三年变成金”的成功之路,实现人生抱负,参与国家、民族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田秋上疏开乡闺。史籍因此赞誉田秋为“贵州科举教育之父”。励志于会的《贵阳文史》杂志总编辑、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罗万雄挥笔抒情:
致田秋先贤
万思田秋科学贤,
雄心南君进皇言。
贵州开科选才篇,
黔地文化举旗全。
在纪念会上,小学生朗读《贵州科举教育之父田秋事迹》。岳洋 摄
莅临纪念会的《旅游研学贵州.地理》副总编杨秀国即席赋诗:
赠田秋先贤
最忆明朝热血男,
兴文重教著先鞭。
扶持稚子游书海,
引导蒙童种砚田。
执义常闻施大爱,
开科取士献良言。
春风化雨花枝俏,
留得清香满故园。
思南县田秋小学校园展示着深厚农重的"贵州科举教育之父田秋精神文化"。张圣 摄
出席纪念会的历史学者田建高、作家田永红、企业家田昌国等感动地说,思南县有这位“贵州科举教育之父”田秋,是思南的骄傲,是贵州的荣幸。他的精神传承千千秋万代。现场采访的记者们说,“田秋贵州科举教育之父文化”是中华民族教育文化的特殊瑰宝,思南县传承其精神,创新办了“田秋小学”,我们要通过宣传、建议和促进,把田秋小学、田秋纪念馆、谏亭申报为县级、市级、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建起“田秋书院”“田秋祠”,在思南县、铜仁市、贵阳市命名“田秋路”,以予发掘、开发和传承。大家感受到,今天纪念田秋诞辰和贵州开科,学习并传承先贤文昌社稷之风范,将对推动贵州民族旅游文化的崛起有“黔中砥柱”的激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