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全盘接受的“拿来主义”，也未尝不是“上当受骗”。数十年来，无限张大奢侈“满汉全席”的制作与宣传，是与中国烹饪三神心态弘扬的餐饮文化时潮相表里的；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后者事前者的集中代表、形象说明。在这弘扬的时潮中，厨师热衷，青于见识习气无可厚非；店家鼓嗓，昧于利益驱动亦可理解；而教授、“专家”们的凭空宣扬，则为良知责任所不容。数十年来，“满汉全席”托名杜撰之风愈演愈烈，2003年元旦伊始，西安某一拖欠工人数月工资的饭庄，竟然炒做出36.6 万元一桌向壁虚构的“满汉全席”（《光明日报》2003年1月10日），又给这悲哀的文化记下了新的耻辱的一笔。自20 世纪60 年代初至70 年代初的十月余年间，日本餐饮界一直被香港同行的戏说式“满汉全席”所误导。随后的十余年，日本餐饮界又为中国大陆同行更加张大的营销宜传与研究者的弘扬所困惑。日本食文化学界关于满汉全席的认识，也曾一度为中国研究者的弘扬类观点所影响。但日本同人对“满汉全席”毕竟没有我们那种过于热衷的“国粹”心态，日本国一些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学者较早地对“满汉全席”和中国的满汉全席研究表示了疑问。田中静一先生的《一衣带水--中国料理传来史》（柴田书店1987年11月第11版）一书即指出了当代中国人搞的“满汉全席”是“虚幻的饮食”，认为中国人的“满汉全席研究”缺乏基本的史料根据，结论是不）可信的。但是，由于日本学界同样缺乏资料依据，研究者们仍然没有跳出中国同人满汉全席研究的樊篱。正由于这样，如同绝大多数中国研究者对满汉全席的认识一样，日本人仍没有脱出《扬州画舫录》 所记膳品为一桌“满汉全席”筵式全部膳品错误理解的菓臼。而历史实情和李斗记录文字的确切含义则并非如此。《扬州画舫录》卷四所记的明明是“满汉席”三个字而决不是“满汉全席”四个字；并且“满汉席”三个字的正确理解只能是“满、汉．席”，即“满”、“汉”对比存在、对应排列的两类筵式；《扬州画舫录》明确记录的“五分”即五类膳品，是分别由邻近进食者临时居处的寺观厨房分工烹制的，进食对象为各部官员，即“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次”。“大厨房”的“大”字，并非实际规模如何大，而是相对于皇太后、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