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行宫的寿腆房、御膳房而言的；“六司百官”当然也不能理解为人数很多，每次开列出的当为满、汉两类筵式十桌，每桌宴席同时配有枯果、鲜果各一桌。把分工五分、共计十桌的各类膳品理解成一桌宴席，并且认定为是“满汉全席”；数十年来强劲造势的不断张大宣传和人们对皇帝饮食无限奢华想象的结合，使这种理解具有了理所当然的意义。以至于竟然造成了这样可悲的结果：不无限奢华就不可能是满汉全席；满汉全席任何可以想象和意料之外的珍奇张大都是不足为怪的。于是，一个嗜毒者的文化怪圈形成了：明明知道各种臆想造势的“满汉全席”违背历史真实，许多研究者情愿藉史料不足而自由想象；餐饮业则更可以随心所欲张扬宣传。当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很舒服的把谬误理解为“现实的真理”的时候，敢于违背众意揭示客观真理的那个人的命运一定是很不美妙的，他的存在就成了群众眼中的谬误；他的结果，恐怕要比阮籍悲渗得多，甚至会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信徒眼中的异端。时下，中国满汉全席的文化怪圈，已经近乎嗜痴成癖的性质。于是，我不得不从满族饮食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源头讲起，一再强调：满汉全席作为历史真实的一种筵式模式的形成，“满汉全席”称谓出现的确凿时间都是在清国末期的光绪（l875--1908 年，明治8--41年）前期。有清一代官场酬酢筵式，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宴筵式定制后，在二百余年时间里经历了前期、中期、后期三种不同形态和三个不同阶段的演变过程。其前期阶段形态为对比存在、对应排列的“满席---汉席”, 这个第一阶段的时间下限大约是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之际；中期阶段形态为“满席”、“汉席”两种筵式类型逐渐趋同融会（本质是满、汉民族心理与文化的逐渐趋同融会）而成的新筵式“满汉席”，其存在的时限大致在道光初至光绪初年；满汉全席是清代官场筵式演变的第三个阶段，也即后期阶段，它是满汉席筵式的进一步张大的新筵式，又称作“满汉酒席”或“满汉大席”。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满汉全席，那就是：满汉全席是清国光绪以后的官场筵式模式。作为清国官场筵式满汉全席存在的时间始于光绪初而终于宣统（1909--1911) ，约略于日本国明治（1868--1912）的中晚期。当然满汉全席的使用并不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