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并且在清国以后还在民国初期热闹了一阵（台湾地区则维系的时间还要更长）。布衣书生汉苏仪征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关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高宗第六次南巡驻跸扬州时，两江总督萨载安排“以备六司百官食次”的“满、汉席”的文录，虽说是“耳之所闻卜”的“登而记之”（《扬州画舫录》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李斗“自序”) ，但也基本合于史实。李斗所记正是清代官场筵式演变前期阶段的“满席--汉席”对比存在、对应排列的形态，尚未成为“满汉席”形态，距离“满汉全席”的出现还有约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时空。当然，许多前期阶段的膳品事实上也保留或演变成了后来满汉全席筵式结构中的品种。至于《衍圣公府档案》 以力义16 所载光绪二十年（1894 ）十月初四日75 代衍圣公夫人彭氏进奉给慈禧皇太后的那桌早膳，本是慈禧时代清宫“添安”筵式的模式。这一筵式与光绪初期出现的满汉全席应当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尤其与由清末人于民国一段时期的满汉全席结构形态关系密切。也就是说，“添安”筵式中的许多膳品事实上也同时是满汉全席中的入选品种。我最终同意了日方以《扬州画舫录》和0005416号《衍圣公府档案》记载再现满汉全席的愈见，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摄制组明确表示：既不说明，也不给观众以《扬州画舫录》所记是满汉全席或是乾隆皇帝所用御膳的印象。这是我力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妥协的结果。我意识到，如果我拒绝邀请介入拍摄工作，这次“满汉全席”节目制作就一定会是完全另外的模样，是时样或超时样的无限奢大筵式，是彻底反历史的，或是假托历史而事实上彻底反历史的。历史责任感告诉我，应当利用这次机会去做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
　　三、我在《 中国满汉全席历史再现》 制作中的工作与作用
　　按协议书规定，我在节目中的作用是“把握其科学性和正确性”，并在全部制作过程中提供“学术支持”。应当说，自我被邀参加该项工作，直至节目播映的全过程，日方都是非常重视我的意见的。尤其是在膳品制作的原料（主料、配料、调料等）、技法、形态、器皿；筵式的结构、膳具等诸方面，几乎是惟我意见为准。这一点，自试制阶段开始之后，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愈为明显和突出。工作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