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听说，这是由于蒋介石原先错误判断，孤注一掷，把能打仗的部队都集中在桐梓一线，贵阳城里只剩下不多的兵力了。当他忽然听到侍从长官告急，说红军逼近贵阳城郊时，怎么不急呢?他等侍从长官走出房间，便立即打长途电话给云南省的省主席龙云，要他顾全大局急派增援部队来贵阳，又电令湘军季韫珩率五十三、五十九两个师赶到息烽保驾。蒋介石又怕我们和第二方面军会合，急令何键到常德监视我二方面军，并调湘军刘建绪、徐源泉等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击，又是重兵阻拦，又是派人奔袭，又下令尾追……直搅得蒋介石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更无心观望贵阳的春色了。
　　也就在蒋介石心神不安“团团转”时，毛泽东又指挥我们乘虚而入，引导大部队进入黔南山区。3月29日，红军第二次渡过乌江，连克息烽、定番、长顺、紫云，渡北盘江，占安龙、兴仁、兴义等县城，长驱直下，如人无人之境。一路上，红军势如破竹，军威大振，真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势。就这样，我们摆脱敌人，挺进云南。蒋介石在“迷魂阵”中醒来，想重新部署兵力，却为时已晚，鞭长莫及。我们已经长驱数百里之遥，而且进入多山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全局在胸，运筹帷幄，接连指挥我们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连摆巧阵，大量歼灭敌人，使我军取得有利时机，大踏步前进，彻底扭转了形势。毛泽东料敌如神，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我们的队伍再也不像刚离瑞金时，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了。那时行军作战，许多同志心中无数，有时白天还不能行军，只能昼伏夜行。现在却完全不同了，我们的同志昼行夜宿，十里一个小休息，三十里一个大休息。在大休息时，有的喝开水、吃干粮，有的打草鞋、补军衣，行军途中，政治鼓动几乎不断，连那伤病员也都忘了病痛，主动跟上了队伍。我们秣马厉兵，说打就打，士气高昂，而敌人，丢盔弃甲，疲于奔命，一筹莫展。记得我们追击敌人时，沿途在贵州的一些小镇子上，处处可见敌人写下的这样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