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达德学校举行校庆时，上演了黄齐生、聂正帮、龙祚燮等人编写的《丁文诚诛奸》（亦名《杀小安》）。剧中的主要人物丁文诚，即贵州人丁葆桢（曾任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在任山东巡抚时（1858），捕杀了当朝专横跋扈、臭名昭著的清庭太监总管、慈禧太后的宠信安德海。
1915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为复辟帝制，获得日本的支持，竟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人民愤怒、举国上下掀起了讨袁运动。云南的蔡锷、李烈钧等成立“护国军”，率先宣布云南独立，接着贵州、广西、广东等省纷纷独立。达德学校师生为响应“护国运动”，抓紧编排了《亡国恨》和《共和鉴》两部历史话剧。《亡国恨》反映韩国帝制的末路，《共和鉴》则反映美国共和的新生。
《意大利统一》剧照
从1915年至1925年达德学校新编演的话剧中，《恢复共和》以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的兴起为背景，反映了平民与贵族、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的斗争；《模范乡》是根据贵州矿冶工人轶事而编写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话剧；《自治鉴》反映了意大利建国维新的事迹；《林则徐禁烟》则再现了1839年广州虎门销烟的历史；《意大利统一》表现了意大利建国时，被誉为意大利“建国三杰”的马志尼、加里波的和加雷尔领导统一意大利的事迹；《沪江潮》反映的是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黄先生等将此剧上演收入和捐款汇寄上海赈济受难工人）；《九命寄冤》揭露了清代社会的黑暗和官吏的腐朽；《孔雀东南飞》控诉了封建社会制度下吃人的旧礼教。
达德学校上演的这些话剧，绝大多数是多幕剧。如《亡国恨》分“强敌密谋”、“统监莅韩”、”政党卖国”、“韩皇逊位”、“志士下狱”五幕，《共和鉴》分“庭训”、“忧危”、“抛茶”、“宣战”四幕。每幕开幕前，都需要布景，在布景的过程中，台上就拉上黑幕，由一人到台上作“现身演说”（介绍剧情）。这时，黄齐生先生总是长袍马褂，立于幕前，介绍情节，说明要点。由于黄先生善于演说，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每每讲到精彩之处，他也不禁在台上手舞足蹈起来，观众则常常听得津津有味，兴味无穷。在黄齐生先生带领学生赴日留学期间（1917一1919），周杏村、刘方岳、熊志周、聂正邦等担负起了话剧的编写和解说，自此，编演话剧成为达德学校的传统。黄齐生先生等演出话剧时，在戏台的两边常挂上对联：“揭开黑幕，放大光明。”“对社会权作大戏场，聚英才演出新社会”。这些对联，一方面是当时戏台的真实写照（戏台上用打汽灯照明，黑布作幕布），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他们的演出宗旨。
达德学校上演的这些话剧，绝大多数是多幕剧。如《亡国恨》分“强敌密谋”、“统监莅韩”、”政党卖国”、“韩皇逊位”、“志士下狱”五幕，《共和鉴》分“庭训”、“忧危”、“抛茶”、“宣战”四幕。每幕开幕前，都需要布景，在布景的过程中，台上就拉上黑幕，由一人到台上作“现身演说”（介绍剧情）。这时，黄齐生先生总是长袍马褂，立于幕前，介绍情节，说明要点。由于黄先生善于演说，幽默诙谐，妙趣横生。每每讲到精彩之处，他也不禁在台上手舞足蹈起来，观众则常常听得津津有味，兴味无穷。在黄齐生先生带领学生赴日留学期间（1917一1919），周杏村、刘方岳、熊志周、聂正邦等担负起了话剧的编写和解说，自此，编演话剧成为达德学校的传统。黄齐生先生等演出话剧时，在戏台的两边
常挂上对联：“揭开黑幕，放大光明。”“对社会权作大戏场，聚英才演出新社会”。这些对联，一方面是当时戏台的真实写照（戏台上用打汽灯照明，黑布作幕布），另一方面也道出了他们的演出宗旨。
黄齐生先生等创办的话剧，不仅为贵州话剧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全国的话剧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抗战时期，各地名人、艺人相聚贵阳，贵阳话剧创作、演出的经验便得到了交流。程摸、赵彤、邱釜、陶熊、万流、郭家华等，都是从贵阳出去，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从事话剧的话剧家。
黄齐生先生等人当时在落后闭塞的贵州创办话剧，真正使话剧作为活教材做到了“教人，育人，激励民众，提倡新风尚”的作用，教育人的主题。其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在二十世纪初期封闭落后的贵州先于一般知识分子倡导用话剧教人、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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