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因为中国很多东西都被产业化，这是最可悲的。教育、艺术、医院都产业化，中国这个问题就特别大。
梅：这两年我不表达了，记录就是最大的反抗。什么话都不用讲，到一定的时候会反应出一些东西，记录所有日常人平凡人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这些东西看似没有任何观点，实际后面隐藏了巨大的反思，所有人在里面很多东西都呈现出来了，包括你的生活、你的想法，把你最真实的想法记录下来。这几年，我都在做大量记录。记录已经变很重要，很多人太匆忙了，不愿意听别人说几句话，都不愿意了。身边很多人很苍白，甚至觉得坐下来和你说几句话都是种很浪费时间的事情，都不愿意和你聊一下天。我最愿意的是在小院子聊几个小时的天，聊一天的时间都可以，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而更多人已经停不下来了，没发思考了，这是现在很可怕的事情，人都变成一个工具了。这就是必须要沉淀到一定的时候，所以这几年我从来不去表达观点，我很没有意识状态，就是不讲。
蒲：你说的这个我太能理解，当代艺术怎么能不忙，作为批评家，一天要看三、四个展览，发表到处说话，他们都没机会停下来看你的画就开始发言了。
梅：对!对!对!这是我特别不认同的做法，像你父亲的画展，请对的人，他一定是认真、严肃有仪式感的，才会请他来看。很多人就是坐起飞机来了，想到两句，说了。像策展组委会很尊重的请他们来，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其实这样特别不好。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像我现在也经常被别人叫出去，到处去讲东西，美国飞一趟，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呢!非常即兴的说两句就没有了，很不负责。我觉得很无聊，应该是有一种严肃，一种仪式感的，这是现在特别缺失的东西。讲得不好，我觉得都没关系，一定要去了解他，认知他，对他有感情，去认真看待，讲最真实的想法就足够。又不是说要讲得好厉害，艺术界的还好点，你要去看一些学术会讲话，直接听不下去很恼火，确实!现在的通病，有时候都很想批判哦!知道也好，但是都不说的，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状态。这一刻，你也改变不了它，先把自己做好。
蒲：刚刚我说的交流障碍，是因为我想说真话，但大家都不说，就有障碍了。
梅：我就有障碍，今天喊我去正式的开会，我好恐惧，我在那里我是要说真话的!他们会说的，我一句都不会说。我最恐惧的就是谁叫我去这样的场合开会，我说不到他们说的话，干脆就失语，就不说。因为。当你想说你想说的话，你就自由了，你就什么都可以表达了，是不是?当你要去造假的时候，那样都说不出来。
蒲：那天，我不是说，我希望我工作室能成为一个……成为记录贵阳市有一小堆敢于说真话，真正有自己内心思想的人，成为贵阳这个阶段的思想库的汇集工作，就很好了。
梅：我觉得做真我，讲真话，是所有人的情结，所有人都愿意讲，只是看他失不失去这个能力，很多人已经很假了，最后连真实的自己都不知道了。
蒲：忘了。
梅：我觉得最终做一个真我的状态太自由了，为什么不让做一个真我?这样一种感觉，只是真的我们……现在……我有个感觉表演性太强。他们都在表演，就是董重他们的那个城市零件艺术工作室有个叫李剑锋的画家。他画的画特别好玩，就是荒诞的一群人在一起，每个人在里面都看不到是什么角色。特别荒诞的一个感觉，每个人不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就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大批真我的人，要慢慢去接触。
蒲：肯定有，我觉得过瘾的一种方式。长期不说真话，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会用这个角度看问题了，相当于戴了有色眼镜，别人给他戴好的，看的就是那个角度了，我们从小的儿童教育就开始训练戴假眼镜的方式。
梅：他已经失去那种能力了，失去那种先天回归自己的能力了。其实人先天具备表达“真我”的能力，这种能力带着他去寻找真实性的存在，有些人觉得要这样才舒服，不愿意做任何牺牲去伪装什么东西。这种感觉可能一直都会在，慢慢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慢慢就不在了，所谓虚伪，可能也就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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