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他有强烈的控制欲。
蒲：嗯!当你回到自我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不需要的。这次我去上海，孙良，一个我敬重的艺术家。他这么有名气的一个大艺术家了，还是很小一个工作室，工作室就几个平方的工作室。他就在那里画画，他也没有车，他买车搓搓有余了。他的画很好卖，他也不想卖更多的画。他说：“艺术家要这么多钱做什么?能维持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已经很舒服，我要这么多来做什么。”我觉得现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很忙，忙都是在忙钱，同时大家在写文章批判，其实很假!
梅：很假啊!
蒲：我觉得，我是很真实的想回到这样的状态。我愿意花很多钱去回到这样的生活。有时候我不能理解，去唱KTV或者是找小姐，我真不能理解。作为我来说，我看到女人都会没有什么感受，还不要说找一个。我们出差外地的酒商接待我们，找个小姐，接待我们，我会拒绝。不是我装正经，我真的烦这样的生活。烦是因为我见多了，我很烦这种东西。很渴望这种生活，这么一个概念，到底有几个用情怀，用生命去对待艺术本身的。大家如果不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行业来看待，艺术现在变成了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了。好多人靠这个链条循环来吃饭，来编这个梦。从画廊到经济，但是我相信你再怎么忽悠得好，在商人眼里面，乍眼一看就知道，原来你在作假了。当艺术失去了艺术本真的纯真魅力的时候，他很容易被击碎的。
梅：为什么很大师的作品留得下来，就是你讲的这种情感，生命个体的表达。这种东西……人是具备能量的，人是被感知的，有一天会回归的，他有种渴求的。有些东西能存下来，让我们看到一种情感的表达，都很愿意去欣赏他，人对这种天然的一种渴求，所以一定要把这种表达自己情感的东西留住。但是，很多人缺失这样的能力了。
蒲：当时我看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里面有句话“站着把钱挣了”，所以我就说一直要站着把钱挣了，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东西才能站着把钱挣了。其实像你这种媒体人的出现，也是时代的一个要求，用一种记录式，但又真实的方式去看世界。因为以前在我印象里传媒、媒体，基本上就是歌功颂德的一个角色。
梅：那些看似一个很简单的消息，充满虚假的话语，从不去表达真实的东西，是因为他已经抓不住这样的真实了。真的是这样的，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了!
蒲：我觉得他们这一辈，接受的这种教育，人际关系可能要单纯点，年轻这辈比我们这辈要好点，肯定要好得多。
梅：我看过一个小伙子，他们相对是比较自由的，有种自由意向生出来了，他们生活的空间相对比较宽松，他们思想是比较自然的，很有个性，而一定限度上自己有了一些限制。
蒲：他们不知道。
梅：对!你们都不知道这些事，其实它和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意识是有关系的。我作为70后很幸福的，小学、初中都生活在80年代。所以说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是相关的，每个人的成长，你看似没关系，实际上有很大的关系。
蒲：最后是有些年轻教师，比我年纪大一点的站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才平息下来。但是那种事情，小时候给我印象，太深了。那时候有个教授还说我：“说你蒲菱是狗仗人势!”那时候我特别老实的一个人。这句话我太刺耳朵了。
梅：很多事，事后看了，就觉得特别荒诞。
蒲：我甚至觉得我比较支持这样的折中主义。
梅：和平很重要。
蒲：嗯!
梅：中庸之道哦!如果是这种革命式的东西，他少数人得到利益就跑了，受害的真的是这么多大众。这种太恼火了，你看他们搞这场革命，包括到现在的影响都是根深蒂固的。现在中国这么受限制，都是跟他们这种革命是相关的。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困扰，是跟我们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权力结构有关系的，每个人你不要看你觉得你和这个体制没关系，但你都逃不过的，当你生活到其它国家，你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这样过的，就发现我们太不一样了，整个国家的体系太不一样了，我还是特别喜欢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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