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家张润生是我的启蒙恩师，又是我的拜把仁兄，每次造访他的画室，我都不禁会忆及少年时代懵懂迷惑的学画经历。尽管今天我没有步入山水画的领地，但润生兄当初的热忱与指导时至今日仍是让我感念受用不已!前些年蒙仁兄垂约，我已写过一篇应景短文论及润生的部分近作，行笔寥寥而意犹未尽。此番容我抚今追昔再为兄长唠叨几句，以遂淤积于胸的耿耿情怀。
润生兄生于解放战争时期的鲁西平原，长我十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举家迁来筑城。据称打小就喜爱勾勒涂抹。初一时节在刘知白先生启蒙下接触传统国画，随之便开始临摹《芥子园画谱》。困难时期，他从古籍书店前后掏到过画家胡佩衡撰写的《我怎样画山水》以及几册用石版或珂罗版技术印制的《古今名人画谱》，虽说那会儿饥肠辘辘毕竟也算弄到了点精神食粮。这些书籍成了他初涉绘事的临本，对他儿时的志趣爱好是一种陶冶和影响。青春期的成长，靠的是各种体验或经历。润生哥初中毕业后，外出打过一年零工，切身感受了开山凿石的劳累与艰辛，可说是他与山石另类方式的零距离接触。17岁进入贵阳市工艺美术厂后，润生的艺术道路才算勉强走上正轨。工作中，他掌握了民间泥塑(由此涉猎雕塑)、玻璃斗方(在玻璃器物上画山水)等传统工艺，还被单位派往无锡学习民间泥塑创作。后来，他又跟从刘骥林、刘万琪等师长参与过大型领袖塑像和泥塑群雕的工程制作。1966年报考中央美院时，他自然选择了雕塑系。但入学的希望很快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毁灭，学院的大门自此向他关闭。挤身雕塑家的理想无望了，命运把他逼上了自学成材的漫漫旅途。
我与润生哥说来有缘，记得是在1972年我上初二之际，母亲见我痴迷绘画，便应允带我去城郊彭家湾张伯伯家拜兄求艺。我听说张哥画得很好，顿时就喜上眉梢。那年我刚涉足速写和油彩，润生哥也恰好在研习素描和油画，兄弟二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这才引出了哥俩38年的深厚情谊。润生当时的油画风景，追寻冯怀荣老师的路子，尽显印象派外光色彩的魅力，给我稚嫩的眼睛，留下非常清新的印象。
不久后我发现，润生兄又拿起了毛笔，并在宋吟可、刘知白、王振中等前辈的熏陶授意下开始了山水画的创作，可见他终究离不开画案和宣纸!
记得他的第一幅参展作品题为《湘黔铁路一角》，描绘的是高架桥上铺路工人“战天斗地”的劳动场景。画中一座座高耸的钢筋水泥桥墩被作为观赏主体占去了构图的显要位置，寓意社会主义的坚不可摧，自然山体则退隐成了背景或陪衬，人物仅作点缀，主、谓、宾关系一目了然。作品的主题构思和表现手法均为“文革美术”的通行样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文艺表征，所以顺利入选文革运动开展以来的第一次省展。
随后他又创作了《清水江上运粮忙》，并以工人身份参加了“贵州省工农兵美术作品展览”。这又是一幅颇具时代特色的山水画：黄澄澄的稻谷覆盖着红色的山峦，运粮的船队形似长蛇，沿江蜿蜒而下，山冈上竖立着代表工业文明的高压电杆，祖国山河呈现出一派丰收喜庆的气象。此画因吟颂了红色年代“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主旋律，很快被贵州人民出版社作为“工农兵美术”的代表作品选入辑子发表。
润生早年这些主题鲜明，构思取巧的山水作品，充分揭示了文革时代艺术创作的普遍特征与规律，已然是国家意识形态催生的文化产物，当属同时期“革命美术”的有效组成部分。今日之观众切不可用目下的审美立场去评判或苛责其学术水准或笔墨技巧，更遑论“创新意识”、“学院语境”、“个人图式”等时髦词汇。作为体制内“革命螺丝钉”似的画家个体，在强大的政府机器牵动下，对创作任务的重视(深入工地体验生活)和忠诚(文艺为政治服务)便是那个非常年代艺术家的存活现实和介入方式，而顺应这种现实或方式领命炮制出来的美术作品，即便是悖离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也不无价值地凝结为见证十年“极左”文艺路线的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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