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市云岩区二桥转湾塘公路旁，有一块石碑竖立在一个亭子里，记录着卢焘的生平和事迹，

　　此处也是他的殉难的地方。

　　卢焘在贵阳解放前夕，为保护地方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于1949年11月14日，被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绑架杀害之处。

　　为纪念卢焘先生，1986年经贵阳市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卢焘先生蒙难处，凿山建有纪念亭，纪念亭以钢筋混凝土建成。

　　原占地约140平方米，因公路扩建面积缩小，现亭紧靠人行道，坐南向北，以山为壁，亭上覆琉璃瓦，高约5.4米，阔约3米，亭中立须弥座圆首碑一通，碑额为已故贵州省政府副省长-秦天真书阴刻大篆

　　“浩然正气”四字和阴刻楷书卢焘生平。

　　原亭前有一副对联，

　　上联是: "英雄不死”，

　　下联是: “永志人心”。

　　1999年于碑亭东西两壁增设卢焘先生及家人瓷像8幅。

　　卢焘(1882—1949)。原名卢启熹，号寿慈，壮族。

　　1882年出生于广西省思恩县明伦乡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村)。

　　其父卢泰留，是一位粗识文字的老实厚道的农民;

　　母亲莫氏，系文盲，但为人贤惠，勤俭持家。

　　全家的家产是祖父早年去世时留下的三间破瓦房和三亩多薄田。

　　由于家境贫寒，他九岁才进私塾启蒙。

　　进私塾后，老师给他起学名卢启熹。

　　青年时代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开始革命活动。

　　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1911年任蔡锷所部独立大队队官，随部入川。

　　1914年任贵州新编陆军第一团团副。

　　1915年成立新军模范营任营长。

　　1916年任滇黔护国军第二团

　　团长，出师讨袁。

　　1917年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奉命出师湘西。

　　1920年接替王文华任黔军代理总司令。

　　1921年5月，被孙中山委为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

　　1923年在广东协助范石生部击退叛军陈炯明部，被孙中山聘为大本营高级军事顾问。不久引退返筑，致力于贵州和平和公路交通事业。1928年后，逐渐同情和支持中共革命事业。

　　1936年组织“贵州抗日救国军”并争取国民党各派系一致抗日。

　　1938年亲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抗日战争胜利后，拒绝国民党贵州当局聘任“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委员。

　　在贵阳即将解放之际，被蒋介石列入《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

　　1949年11月12日他被推为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

　　14日上午，国民革命军第89军军长刘伯龙奉蒋介石的密令，派人驱车将卢焘骗到贵阳市郊二桥转湾塘杀害。噩耗传开，贵阳全城震怒，万民悲愤。然而，恶有恶报。

　　刘伯龙杀害卢焘仅5天，即1949年11月18日，谷正伦以开会为名，将刘伯龙骗到晴隆枪决。

　　贵阳市人民获悉刘伯龙的可耻下场后，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说刘伯龙罪有应得。

　　据悉: 当时就任 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以“克扣军饷、紊乱军政、纵兵殃民、擅杀无辜”4条罪状，将刘诱骗到晴隆县城就地射杀。

　　据载: 当谷正伦知道卢焘被刘伯龙杀害后，感到非常内疚，他想，如果当初他不劝卢焘出面维持社会治安，卢是不会死于非命的。

　　这正是“我虽不杀伯仁，但伯仁因我而死”。

　　谷当时真是气得吐血病都复发了，他恨不得立即杀掉刘伯龙。

　　后经韩文焕和刘的两个师长代为策划，就这样一个现代版的“鸿门宴”，省长杀军长的戏剧性一幕，终于在民国末年的贵州省发生了。

　　杀人魔王刘伯龙最终也落得了一个可耻的下场~ 死有余辜!

　　刘伯龙被杀的消息传开后，黔滇两地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仅晴隆、普安、盘县及滇东各县沿途数百里都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刘伯龙死后，当时人们在他的身上搜到了一份机密电报~ 蒋介石指示刘伯龙杀害卢焘，可见卢焘将军被害是蒋帮特务蓄谋已久的。

　　据几年前刚解密的民国档案披露，卢焘将军自1949年农历六、七月，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解放军侦察员秘密接触后，就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报告了蒋介石，是蒋介石亲手把卢焘的名字写进了《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这份名单包括宋庆龄、李宗仁、李济深、杨虎城等在内共87名著名爱国人士，其中卢焘将军被列入“黑名单”的第50位，可见卢焘将军的被害不是偶然的，而是纯属意料之中的。

　　60年来，党和国家和人民一直给予卢焘将军这位壮族英雄以很高的评价。198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卢焘将军为国家级烈士。同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烈士编辑委员会又把卢焘将军确定为“中央立传烈士”。

　　1950年1月8日，贵阳市党政军民各界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朱德等中央领导发来唁电，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卢焘先生为烈士。

　　卢焘先生牺牲后，先葬于贵阳市大西门外其母亲墓地“慈母园”内。

　　1956年，由于城市扩大，贵阳市人民政府将卢焘先生墓及其母亲墓，一同迁往贵阳近郊老阳关，修建了“卢氏陵园”又称“卢焘烈士陵园”。

　　2006年，由于高速公路建设，经贵阳市人大、政协“两会”讨论批准，卢焘烈士陵园又迁到贵阳市金阳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山坡上。

　　半山坡上的陵园大门，庄重肃穆，气势恢宏。陵园占地约3亩，园内由卢焘先生墓及其母亲墓、夫人墓，以及两座凉亭、三座用白大理石镶成的卢焘先生生平事迹碑，还配有工艺精湛、雕龙画虎的石桌石凳。陵园四周环境清静、幽雅，古木参天，绿树成荫。 卢焘虽然不是贵阳人，但他很早就定居贵阳，而且为贵阳解放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值得贵阳人民永远纪念。

　　每至清明，民众纷纷前往凭吊。

　　卢焘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民主革命，曾任黔军旅长、司令、贵州省省长等职，在反袁护法等斗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爱国爱民，一生为国家民族、为人民群众、为社会进步做了许多好事，被人们誉称为“活菩萨”、

　　“和平使者”，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卢焘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泾渭分明，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

　　1947～1949年，卢焘被选为两广同乡会理事长。

　　一次，召开全体理事会，卢焘即席提议说：

　　“贵州人民生活艰苦，文化科学落后，文盲多。贵阳市是贵州省会，学校太少，致使失学人多，我们住在这里，人人都应有关心后代的责任。我建议利用同乡会的房屋财产创办一所学校，请各位理事发表意见。”接着，他又说：“做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只要我们有决心，困难就可迎刃而解。我们同乡会的房子被人占用，只要耐心说服交涉，是可以收回的。我们可以用这个好条件，为社会办点福利事业。学校办成后，各家的小孩读书有了机会，这是好事嘛!”与会理事在他的感召下，一致表示赞同。他很高兴地说“打铁趁炉红”，并即席分配了各理事的任务。有人负责聘任校长、教员，有人负责办理申请备案手续，有人负责交涉收回同乡会能作校舍的大房子。事情大多很快办好，惟独收回房子难办。经多次交涉，无法收回，尤其是医学院占用的房子，该院院长朱懋根强词夺理，说他也是办学，不肯谦让。卢焘说：

　　“省办的医学院，竟强占别单位的房子不让，岂有此理，我们可向上级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反映，争取社会贤达的支持，不然就依法起诉。”

　　一天，他约了几位理事去拜访省参议长平刚，并以办学之事相告，请予支持。平刚当时态度唯唯诺诺，模棱两可。但在卢焘与他多次磋商之后，终于答应尽力支持协助，事情终于得到圆满解决。1949年上半年，省医学院搬走了，学校开办起来了，由卢焘定名为“两广中学”，于1949年下半年正式开学上课。

　　卢焘住在北郊半日山庄，离两广同乡会三四公里。在筹建两广中学过程中，他经常步行到城里处理建校事务，来回不坐黄包车。

　　他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贵阳地方人士曾评论卢焘一生的为人，有“四不”、“三正”、“二爱”、“一乐”。

　　四不就是不争权夺利，不修建公馆，不讨小，不抽大烟。

　　三正就是为人正直，办事公正，作风正派。二爱就是爱国、爱民。

　　一乐就是乐于助人。

　　他出身贫苦，又历尽沧桑，所以能体验时艰，体贴民情，不慕高官厚禄，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又乐善好施。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他都乐意去做。遇到别人有困难，他都尽力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支助。

　　他不贪财，不受贿，不取分外之财，堪称为政清廉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