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在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古籍室，阅览了一套影印本《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的古藉中药书。

　　这套书是我省著名专家王聘贤捐献给国家，又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赠送给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的一套影印本书藉。

　　经我仔细查阅有关资料发现:王聘贤，名国士，字聘贤。 1895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少时在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求学，毕业后，被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于1917年由黄济生先生率领随田君亮、刘方岳、徐绍虞（彝）等人赴日本留学。他到日本后，早先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又入日本九洲医科大学学习西医基础理论等。1919年，在东京学习期间，因患胃病，经日本著名医院诊治年余，辗转专科医院10余所，毫无寸效，竟成痼疾。 后经日本医学家木村氏等以日本汉医”治之，以及托友人李君返国，根据他所告知的胃病症状，在上海配制中药一单，寄日本给他服用，竟愈。于是他改变喜新崇洋之观念，萌发研究中医的想法。他开始在日本得到汉医学家木村氏的指点，刻苦攻读日本人所称的“汉医”。立志专攻中医。1922年学成回国后，在浙江、天津等地从张锡纯、何廉臣、张山雷等问业，深得旨意。后辗转湘、鄂、川、桂各省实地见识药物。他奔波于大江南北,但岐黄之志不改,期间遍访各方名医,得到了丁甘仁、曹炳章等名师亲传，学医成名后，回贵州行医。

　　1930年，他受聘为贵阳市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兼任药房总顾问。他整理了四百多种药物，分别说明药物的性质、功效和用法，印在一种绵性很强的包装纸上，以指导病人服药。王聘贤还严格遵守药物检验制度，每个医方中每味药，都必须由有经验药剂师逐一核对后，方可发药。他十分重视药材的采购、炮制等，如熟地的九蒸九晒、膏丹丸散的制作，均有章法，一丝不苟。这些举措，深得人们赞许，并一一实施，由此，他所工作的生生药房以质量、信誉享誉筑城，生意兴隆，成了与当时的同济堂并驾齐驱的品牌药店。

　　王聘贤是瘦高个，常年身着一件灰色或蓝色长布衫，脚蹬布鞋，无论天晴下雨，肘上总挎一把黑色弯把布伞，头上戴顶瓜皮小帽，夹着一个大公文包，唇角留了细细两撇长须，那模样像漫画家叶浅予先生笔下的“王先生”。当时，贵阳街头汽车寥寥，达官贵人或富商巨贾，几乎都有私人黄包车，一上街，踩出一长串叮叮当当的铃声，以显示身价，挺威风的。而王聘贤这样的社会名流，来来去去却安步当车，这在世俗人的眼里，颇有些古怪与不合时宜。在生生药房，王聘贤一般就诊是在下午二至四时，每天只看三十个号牌，号牌总是早早就卖完。问其故云：治病如绣花，要细要精，方有疗效，只对钱负责，三两分钟便打发病人，那非良医所为。他不仅对传统药物有精深独到研究，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开始了对民间草药的研究。在他的医方中，不时配以草药，有时用药味数不多，却收奇效。当时，草药治病在正规中医治疗中，知者不多，因此，有人云：王先生治病，好用“奇”药。他还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大量地收集医方，每有所得，即用蝇头小楷收录在特制的红格本上，每页均印有“聘贤医抄”，积数十年，得医方近百万字，凡十八册。

　　王聘贤热爱收藏和研究中医古籍，有《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等珍贵文献，最后无偿将该书捐献给国家，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赠送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一套影印本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珍藏于该图书馆古籍室。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一、二、三届贵州省人大代表，省中医研究所所长，省卫生厅副厅长。

　　他说: 在国内拜何廉巨、张山雷、张锡纯(校长)等名中医为师，得益于他们的教导，一日之师，终身不忘。他还说：他在请教江浙名中医时，听说叶桂（天士）曾拜访17个名师，最终成为当时有名的中医，因而立志要超过前辈。先后对当时国内名医南至广东，东至江苏、浙江、上海，西到四川，西北到山西、陕西，北至河北及奉天（辽宁）的各地名医都曾登门求教过。并注重西医诊治疾病知识的学习，与沈阳西学中的阎德润（著有《伤寒论评释》）和广东西学中的名医师张公让都有交往。跋涉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各地山、河、林、野，鉴识药物。师出名门，学识渊博，对中医的内、外、妇、儿、五官、外伤等科都有研究。在诊务中，精辩证，审异同，考据百家，立治法，选方药，独具匠心，故悬壶伊始，即负盛名，贵阳人誉称为四大名医之首。

　　1934年~1938年他任贵州省中医考试委员会委员。

　　1942年~1947年任贵阳市中医师公会常务监事、考试院西南区专门技术人员考试襄试委员，贵州省中医鉴定委员会委员等。

　　抗战胜利那一年，一天，药房门前突然开来一辆吉普，走下一个洋人和他的翻译。洋人是位美国学者，不久前得了一场怪病，久治无效，有人便向他推荐王聘贤。起初他们不信中医，颇感怀疑，不想三四付药便神清气爽，奇迹般痊愈了。这次前来，是向王大夫表达感激之情的！这天王聘贤诊病后已回去了。老外连声叹道，遗憾！遗憾！随后从吉普车中搬下一大堆礼物，请药房转交王大夫，老外临行前：伸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连连说： 中医了不起！了不起！

　　次日，人们把礼物转交给王聘贤，他却全分给了药店员工，一件没收下。

　　王聘贤性格梗直，胸无城府，敢言人之不敢言，不随时俗，不拘小节，且目中无权贵，旧时被人们称为“黔之医怪”。

　　一天，他正细心诊病，忽听门外汽车喇叭声响，随即走进一位神气活现的副官：“我们司令请王老先生赴宴，为老太爷治病。”王老冷冷地说：“转告你家司令，我这里病人多，无法脱身，要看病，请来挂号。”副官吃了硬邦邦的铜碗豆，只得怏怏而返，当时的保安司令手持生杀大权，周围的人无不为王老暗中捏一把冷汗。对贫民百姓，他这个“医怪”却甘愿俯首作“牛”。

　　一次，一杨姓小学教师母亲重病卧床，久治无效，十分焦急。有人劝他不妨找王先生治治，杨老师十分犹豫，想到司令官尚且碰了一鼻子灰，何况自己一无官阶，二无权势？但后来毕竟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当时王聘贤正为人治病，杨老师扑通一声跪下，王聘贤赶紧扶起，问明根由后叹道："我这里不是省府衙门，不兴磕头作揖这套规矩，行医救人，本是我职责。”二话不说，随即步行出诊为患者治病，以后天天如此，很快将杨母的病治愈。而且，治疗中未取一分出诊费和脉金。王聘贤为人治病，对贫困患者，还经常自掏腰包为病人付药费，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1950~1965年他任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所长、贵州省人大代表、贵阳市政协委员等。

　　在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所创建时，他将自己一生所收藏的历代医学书籍、文献数千部，以及全部二十四史和大量的考据、参考书籍，无偿地赠送，供中医工作者公用。

　　王聘贤及其后人把用重金赎回的中医珍籍、巨册装、大彩绘、毛笔手书的明代皇宫中的御书《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献给国家。

王聘贤后人王方矩捐献《补遗雷公炮制便览》

　　2015年，王聘贤的后人~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王方矩教授将全套书籍的影印版本捐赠给中国药科大学。这部存世孤本，王方矩感慨，他说:我外公王聘贤曾多次舍命护书最终让这部国宝级医书保存了下来......。

　　王聘贤一生酷爱中医，济世救人，同时热爱收藏和研究中医古籍与文献。他能花重金购求《补遗雷公炮制便览》，说明他识宝懂宝。他能不惜生命去保护该书，说明他是重宝爱宝。最后他无偿地将该书捐献给国家，使该书在当今重新问世，说明他深明大义，胸怀的是整个中医界，不为一己之私隐匿国宝。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赠送贵阳中医学院图书馆一套影印本的《补遗雷公炮制便览》珍藏于该图书馆古籍室。

　　由王聘贤在1938年精研的四大名方（乌鸡白凤丸、逍 遥 丸、四物合剂 、六味地黄丸），取精华，去不足，创制一代妇科名方妇科再造丸。诸药合用，肝肾心脾同调，气血阴阳俱补，温养了几代女人，也是一代名媛宋美龄的闺中之宝。

　　王聘贤治学严谨，造诣颇深，著有《伤寒论考评》、《鱼孚溪医论研究》、《舌诊研究》、《神农本草经研究录》、《解本草纲目拾遗》等著作。

　　他于1964年逝世，享年69岁。

　　时至今日，人们一直思念着他这位悬壶济世救人的好医生~王聘贤。

《补遗雷公炮制便览》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