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一晃过了120年。站在今天的高度，再回头一看，那场主张颇为先进的变法，究竟为何百日而终?

　　那些承载着强国梦想的制度实践，为何丝毫未能改变大清国运？

　　忆往昔，为了推广 近代教育制度，知耻后勇，振兴中华。

　　贵阳人李端棻在朋友圈内痛陈 旧制度缺陷，积极上书革新弊制，这无异于公开了他与光绪皇帝的同盟关系，从幕后走上了前台。

　　光绪皇帝 一气之下 撒掉礼部尚书 许应骏 等六位礼部高官后, 任命李端棻为礼部尚书。礼部尚书李端棻，可谓是一位权重位高,  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兼外交部长、教育部长、文化部长……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以及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集众要职于一身。

　　光绪皇帝的心思已经非常明了， 就是要让李端棻造势选才, 大力推新政。

　　我们一直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三驾马车,  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光绪皇帝的作用没得说，无人能比，但是康、梁的作用被夸大了。

　　这两人无职无业，有大把的时间在市井之间、文人之间纠集队伍，传播思想，摇旗呐喊，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历史上没有哪次变革是靠耍嘴皮、动笔头干成的。

变革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由外而内，靠武力推翻政权。

　　另一种就是 从内而外, 靠体制内李端棻等人出方案抓落实，来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 体制内的李端棻干的就是这活儿。

　　维新变法中光绪皇帝是推行者，康、梁是倡导者，出谋划策 、攻坚落实的是以李端棻为首的智囊团。

　　李端棻作为光绪皇帝的股肱之臣，他能够就国家大事直接与天子对话，举荐维新人士，参与变革顶层设计,  推进变革措施落地，在变法中的贡献，相对于康、梁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端棻是名副其实的百日维新的领袖，只是好景不长, 百日维新以维新派分崩离折而告失败。

　　李端棻(1833～1907)，字芯园（藉贯：衡阳市衡南县）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出生于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北京大学首倡者、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历任山西、广东、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全国会试副总裁、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仓场总督、礼部尚书。

　　1896，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

　　他幼岁而孤，曾随叔父李朝仪赴京城求学。

　　1889年秋季，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

　　阅卷时，慧眼识拔考生梁启超，该生以“熔金铸史”的文笔应答考题，以为是“饱学宿儒”，李端棻非常欣赏，于是将他录取，榜上排名第八。后来，年仅16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见这位识才的主考官，才华横溢的梁启超给李端棻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将其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清史稿》）

　　1896年，李端棻疏请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李端棻推荐了一批维新人物，除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严修、熊希龄、 唐才常、狄葆贤、徐勤、欧榘甲、韩文举、夏曾佑、汤寿潜、寿富等人，这批人在戊戌变法乃至后来历史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梁启超有言:”戊戌维断，虽时日权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抛开改革与革命，以渐进与激进来说，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所主宰的第一场政治运动，戊戌变法实至名归。

　　1898年6月11日，清朝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进行朝政体制变革，希望走上君主立宪道路，这亦是戊戌变法的开始。

　　但变法受到清廷內慈禧太后为首的一派的强烈反对，最后演变为政变。

　　9月21日，光緒被软禁，维新派被捕杀，慈禧重断“训政”。

　　戊戌变法仅经历103天即告失败。

　　一晃过了120年，站在今天回头一看，那场主张颇为先进的变法，究竟为何百日而终?

　　那些承载着强国梦想的制度实践，为何丝毫未能改变大清国运？

　　操之过急，挑衅慈禧……

　　当时的光绪皇帝一气之下把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俊等一批官员革职，任命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同时赏谭嗣同4人加四品卿御，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这些做法是对慈禧所掌握的最高权力的一种挑衅，这不能不引起慈禧的高度警觉。  

　　而维新派后来拉拢袁世凯，准备借用他的兵力发动兵变，直接威胁慈禧的地位和生命，这更是慈禧所不允许的。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说:

　　“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于是，慈禧的绝对权力便得以凸显，她决定不再放手光绪“瞎折腾”，把权力收回自己手中。

　　最终，历史便走向了它的轨道:操盘手光绪皇帝被囚禁，发起与执行者康有为、梁启超远逃海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史称“戊成六君子”。幕后操盘手 李端棻也被逐出京城，远走新疆（之后慈禧又特恩赐李端棻返回贵阳老家而善终）。另有其他维新党人不断被驱逐、逮捕、迫害，以资产阶级改良手段试图变革晚清王朝的维新变法宜告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戊戌政变爆发之后，与变法相关的种种政令陆续被废止，但还是保留了一 样东西：京师大学堂，这被后世称作“仅存硕果"“奇迹”等。

　　1912年10月底， 结束了长达14年流亡生涯的梁启超受邀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即其前身一个演讲， 时任校长马相伯称“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

因此，京师大学堂算得上是戊戌变法所留下的最无争议的遗产。

　　其实清廷的改革并未因为政变发生而全然停止，乙未年五月《自强诏书》、戊戌年四月《定国是诏》和庚子十二月《新政诏书》，三者都是有密切关联的。

　　多年后，在杭州的一个戏院里，戏台上正在上演根据戊戌变法改编的戏剧《光绪痛史)。

　　当台上的光绪和康有为相顾痛哭时，台下也传出痛哭之声-当时，晚年康有为正坐在台下看舞台上的“自己”老泪纵横-变法失败后，不断折腾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终究也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过客。

　　120年前的这场戊戌变法最终走向了失败，给民族和国家都留下了很多遗憾，但“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殉难前“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仍长久地激励着后来的改革创新者。

　　晚清政府自身改革的失败和腐败昏聩，注定1898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戊戌年。

　　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自身实力薄弱，以及反对势力的迅猛绞杀，变法在旦夕之间即被轻易扼杀。

　　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守旧势力的顽固，想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手段撼动他们是不现实的。

　　清末维新失败后，不少人清醒认识到旧中国的肉体已经无法承载新思想、新时代、新潮流，一大批人纷纷觉醒，寻求新的出路……

　　今天， 在北京大学校史馆，陈列着贵阳人李端棻向光绪皇帝所上的《请推广学校折》。

　　贵州大学的建校年份由1942年往前推及1902年，也是贵阳人李端棻立下首功，更重要的是李端棻的思想得到了当时光绪皇帝的认可，他提出的理念得到了皇帝亲自签署，成为国家文件正式发文推广，对提高全民素质教育，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的基础。

　　贵阳人李端棻破旧立新改良教育体系，率先提出了全民素质教育这一观念，打破了官学中 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 几千年的旧学体制，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先锋用在李端棻的身上名符其实。

　　同时，李端棻善于发现并保荐人才，诸如梁启超、康有为等……

　　李端棻对英文也有颇有研究，亲自阅读许多外来文化书籍，曾向光绪皇帝上奏《请推广学校折》，这一奏折成为我国新、旧教育体制的分水岭，也是戊戌变法的教育改革指针。在奏折里面提到了学校普及之时，也就是科举废弃之日。

　　因李端棻对教育体系做出的积极的重大贡献，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教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