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索晓霞在花溪傩文化公园调研

　　索晓霞，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书记、理事长。
　　原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编审。国务院津贴专家，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贵州省省管专家。长期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项，出版著作7部，多篇文章发表于核心期刊，多项成果获省部级奖1、2、3等奖。

　　她在《传承与超越》田野的收获中说：1996年深秋，月亮山腹地的一次田野经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当时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那次，是去黔东南州榕江县计划乡的一个苗寨参加13年一次的苗族祭祖活动—鼓藏节。
　　记得我们是上午7点坐车离开榕江县城的，坐了40分钟的车，步行了60里山路，翻了两座大山。为了赶路，中途只休息了一刻钟，吃了一坨糯米饭。
晚上8点，我们才头顶星星，打着手电走进寨子。寨子里没有电，在蜡烛的微光下，热情的村民们为我们用木盆端来了热热的洗脚水，水里放有盐，为我们满是水泡的双脚解乏消炎，之后，来不及细细体味苗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放与热情，便参与到鼓藏节的活动中。鼓藏节已经按苗族的古规开始了。村寨里没有电，巫师们在昏暗的烛光下杀鸡、念经、请鼓，穿上百鸟衣的芦笙队小伙们和手持莽筒的中年汉子在规定的时间已在一间黑黑的屋子里聚集，他们要通过专门的芦笙曲，将祖先们的灵魂从天上请下来，和大家共度节日。当年轻后生们的芦笙和中年汉子们的莽筒一同响起,12支莽筒浑厚低沉的乐音瞬间将人带到了遥远、神秘、宏大的历史空间，芦笙队轻快的旋律黑暗中仿佛在发出热情的邀请。我被震撼了。
　　接下来的几天，仪式繁多意味深长的砍牛，全体族人共同参与的盛装踩堂，祈求人丁兴旺的滚坡习俗，男女青年的华美服饰，血流成河的砍牛场景，回响山谷的铜鼓声浪，节日期间族人必须遵守的传统及人神共饮的狂欢，瞬间击碎了我过去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想像，我深陷其中。
　　与村民们的进一步交往，寨子里会模仿48种鸟叫的后生，号称有99个情人的村中美男，会说古苗语的鼓藏头、德高望重的寨老，通灵的巫师，女孩们羞答答的眼神，村民们对附近植物山水的认知，更是让我感觉，我面对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不仅仅是语言服饰歌舞建筑和生存环境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生存方式中，对自然、对生死、对审美、对历史等等的意义解读与我们完全不同。用我们的知识体系来衡量，他们没有进过学校，不识字，不会说汉语，许多人甚至没有到过县城，说他们没文化?他们了解他们的生存环境，他们用他们的方式与自然相处，与历史共存，在他们的世界，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反而没有太多的价值和意义，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城里人。
　　那次田野，让我思考许多问题，能不能用一把标尺来衡量不同的文化?
　　能不能用纯粹工具理性的视角来判断文化的先进与落后?
　　如何看待不一样的文化?
　　高高在上的文化研究如何深入到鲜活的田野?
　　深藏在大山深处的民族文化如何传承与发展?
　　那一次田野经历，让我爱上了田野，将研究目光聚集在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
　　她说：贵州这片土地所蕴藏的文化多样性给了我巨大的研究热情。贵州18个世居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大利、堂安、肇兴、梭嘎、镇山、音寨、高荡、乌东、朗利，许多地方去了一次又一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田野中收获惊喜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焦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被发现、被研究、被利用、被开发、被保护、促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喜爱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者亲眼见证了许多村寨从不通公路，许多地方从没有电灯进家，许多过去深藏山中人未识的村寨到变成了大家向往的旅游目的地，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互联网、智能手机已将过去犹抱琵琶的村姑变成了闪亮登场的时尚小姐的巨大变化。目睹这些变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能不思考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从传承与发展的视角关注文化的田野，观察研究中不难发现，当少数民族文化不再安静地在山野中独自开花结果，当安静的寨门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开，当年轻人被外面的世界吸引，当文化的安身立命、社会整合、价值选择等功能逐渐弱化，文化的传承成了一个大问题，文化的未来发展令人担忧。随着打工潮的兴起，村寨里老歌无人唱，手艺无人学，在一些成为旅游的地的村寨，文化的经济功能被逐渐放大，粗放式的商业开发破坏了文化交流中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情与诗意，赤裸裸的逐利行为消解了淳朴民风暖心感人的动人魅力，毫无底线的文化开发行为让文化的神圣性与神秘性荡然无存，看似繁荣的文化景象下是文化的真善美的逐渐远去，悄然生长着的是逐利行为的生硬与冷漠。与文化研究者们面对变化的忧虑与焦虑不同的是，为文化主体的村民们对发展和变化的欣然与渴望。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变化与传承危机，国家和政府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化传承何以可能?
　　是否扶持了传承人，文化就能代代相传?
　　文化保护保护什么?
　　是否制定了规划，保护了传统建筑样式和村寨空间布局？
　　保护了文物古迹就可以达到目标?
　　赋予有形文化以意义和价值的无形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主张传承和保护何以可能?
　　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主体1传演与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之思是谁，政府、专家、村民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
　　这些年来，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实践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里?问题不断涌现，只能紧随文化研究的进与出。
　　如果说当初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完全是因为那次触动灵魂的田野经历的话，那么后来持续的关注与研究除了文化的田野不断有惊喜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田野会让你直面许多问题，你会在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后面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紧密相连。当你不断追问，就会发现新的问题，找到研究这些新问题的切入点，一段时期积累下来，就会发现你研究的问题不仅是在往深处走，也是在往宽处扩。
　　1999年，我获得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进行了研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文化传承运行机制、文化传承人、文化传承中面临的问题等进行了专门研究。
　　2000年12月，出版了专著《无形的链接—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化》。
　　2001年，《西南贫困山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以云南贵州为例》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对云南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专题研究。
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2003年6月出版了专著《并非两难的选择云贵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开发问题研究》。
　　2004年，《中国西部民族民间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以贵州为例》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集中就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目前在法律保护有空白的情况下，在实践层面要将法律的保护、行政的保护、教育的保护三者有机结合的主张。
　　在研究的基础上,2009年出版了专著《中国西部民族民间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研究-以贵州为例》,2013年，《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日前研究正在进行中。
　　这些年，除了一直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进行研究外，还对民族文化的发展问题给予了关注，因为当我们将研完对象还原到真实的场景当中，就会发现，保护问题与发展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在关注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同时，在贵州省长基金\贵州社科基金贵州艺术科学基金\国家民委等支持下，也对民族文化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例如，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问题，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城乡体化建设问题、贵州建省600年文化资源的利用问题等……

对不断涌现的问题的探索，有的直接相关，有的间接相联。多年的研究有一个体会，当我们用纯粹的理性和逻辑来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时候，解决间题可以变得很单纯。但是，当我们用实践的逻辑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时候，问题就会变得很复杂。复杂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复杂性思维，需要多角度思考。为什么我们的有些专家的建议被决策部门认为书生气十足，被当地村民们评价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原因就在于不接地气，不深入田野，不转换角色，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进入不了问题的真实场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没有可操作性。而有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田野，可是思考问题时只能就事论事跳不出来，没有高度，没有远见。
　　这些年，多次到云南，观察过丽江、大理的变化，体验过沙溪双廊的开发，还到过西藏，去过川西，被西索藏寨吸引改变了行程路线，在丹巴藏民的屋顶上看过清晨的云，在稻城亚丁亲临藏民心中永远的神山圣湖，还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的机会，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土著文化中心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学习和交流澳洲对土著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争取到机会，到美国考察过印第安文化，到法国专题考察过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这些经历，都为打开研究的视角提供了感性认识。
　　当然，这些年也看了不少相关的理论书籍和研究文章，他们的成果也为我打开视野提供了帮助。看自己在20多年来所写的这些文字，书生气，就事论事的文章不少，进得去出不来的文章也有，有些观点很幼稚，有些论述不严密，有些引用不规范，甚感欣慰的是，自己能看到这些幼稚与不成熟，逐步拓展了视野，关注少数民族文化，在于提供给人们一种多样的观察世界的视角，解读人生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还在于其文化中多样的色彩，文化沁润下真善美感人的温度。要了解这些文化，不要停留在书本，要到文化的真实田野去！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要读万卷书，更要走万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