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区永乐乡是远近闻名的瓜果蔬菜基地，享有“四季有花、四季有果、四季有菜”的美誉。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有很多美丽的传说……

　　一传明朝第二个皇帝朱允炆（建文皇帝）在被叔叔朱棣夺取皇位后，辗转来到永乐乡永乐堡，在庙中安身，被朱棣探知，追杀到此。建文躲进附近一个洞穴中，被朱棣寻找到。正欲动手，朱元璋显灵，呵斥朱棣：建文皇位已经被你夺取，为何还要斩尽杀绝？朱棣遂俯身告罪后离开，建文帝此后就在贵州各地寺庙中安身。当地城堡的名称也因此定为朱棣的年号——永乐。

　　又传明末清初，南明政权桂王永历皇帝也曾逃亡至贵阳，被孙可望安置在永乐堡，在此期间，一位美丽的公主也在这里居住，被孙可望下属一军官垂涎，寻机不轨，致使公主自杀身亡，被埋葬在城堡西门外的一块平地中，传说上天28星宿感其悲催，化作28棵柏树，围在墓周，现仍然存活部分，此地已在前些年被建设成为蔬菜批发市场。 

“公车上书”中的贵州“霸气”

　　贵州在历史上有过很多高光时刻，其中，清末时的戊戌变法运动，贵州人作出过重要贡献。体现在贵州籍的礼部尚书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的特殊作用，贵州籍举人参加“公车上书”。

　　1895年是三年一度的会试(举人考进士)的年份，各省举人纷纷云集北京等待考试。4月，传来日本帝国主义以甲午战胜逼迫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当时全国震惊，人人痛心疾首，应试的各省举人更是义愤填膺，纷纷以省籍为单位到都察院上书请愿。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先觉者和领导人之一，愤慨之余，邀集全国各地应试举人1300余人在松筠庵召开会议，决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上书活动。我国汉朝时用公家车马接送应召的读书人，后来“公车”成为入京应试举人的代称，因此，这次上书活动，史称“公车上书”。

　　要知道，在封建社会，特别是保守顽固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敢于在《上皇帝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冒着杀头、革除的风险，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正因为如此，1300多个举人中，最后在《上皇帝书》上签名的只有600多人。而其中贵州籍的举人就有95人，约占签名人数的六分之一。而贵筑县的李端棨、李端荣、李端概、李端检四兄弟同时在《上皇帝书》上签名，一时传为佳话。这些人与在京当差的李端棻的幕后支持无不关系，应该说李端棻是公车上书的总策划师和领袖之一无不道理……

　　为什么一个边远落后省份的举人，敢于冒极大风险纷纷在《上皇帝书》上签名?

　　首先，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知识分子，更加容易体会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残酷，对内忧外患体会更深。

　　其次，是维新思想多年的传播，使他们深感不“变法”国家民族将没有出路，自身也不会有出路。其中，梁启超作为贵州的女婿(他是贵阳人李端棻发现，并将其堂妹嫁给他的)他的言行使贵州人更易于接受，也是一个因素。

　　再次，是贵州先贤“霸气”表现的鼓励，如清镇人郭春帆于鸦片战争后在广州做官，多次率军抵抗英军的欺凌；

　　贵阳人石赞清在咸丰年间任天津知府时，英法军队借故进入天津，石赞清单骑闯英国军营，通过谈判，使英法军队不敢越雷池一步；贵州遵义人黎庶昌在同治年间向皇帝上万言书，指陈兴利除弊的大事；御史陈田也上书谴责过权奸奕劻等人。先贤的所作所为，在贵州广为流传，为后来的举人们树立了效法学习的榜样。再有就是如李端棻这样的贵州籍清廷要员的支持。

　　因此，贵州举人们敢于在《上皇帝书》上签名不是偶然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李端棻在维新变法中的卓越表现，光绪对其特别器重，1898年9月3日，擢升李端棻为礼部尚书(相当于主管宣传教育科研文化外交的副总理)，负责掌管全国教育外交行政。上任后，李端棻立即大刀阔斧对教育进行改革，将其兴学育才的思想从上而下地落实，由京师遍及各省州府县，大立学堂取代科举，将全国教育变革事业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1898年9月21日，变法渐入高潮之时，慈禧太后公开出面训政，废除新政，发动政变，百日维新夭折，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李端棻因密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以“滥保匪人”罪名，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流刑，着即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李端棻苦赴新疆，中道感疾，留住甘州(今甘肃张掖)治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被赦回黔。回贵筑（今贵阳）后，李端棻不因官场失意和政治打击而灰心气馁，更不因年近古稀身体哀老而失望消沉。他意气不减当年，“犹复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已任。”李端棻在职之时，曾保荐维新名士严修为贵州学政，严修经过三年扎实的教育改革，使新学在贵州得以推行。李端棻在严修推行新学的基础上，进行著书立说，进一步创办新式学堂，对维新教育理念进行亲身实践。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应贵州巡抚邓华熙的邀请，主持贵州经世学堂（原贵阳学古书院，今贵州大学前身）月课。主持月课时，他以《卢梭论》《培根论》为命题，阐发西方民权、自由思想，把卢梭与中国的孔、孟相提并论。学生闻所未闻无所知，他耐心讲解，并让学生传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进步刊物，把西方的先进思想介绍给学生。讲课之余，李端棻在王家巷（今勇烈路）私宅召集学生讲学，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同年，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等人在贵阳次南门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今贵阳师范学校，于2009年并入贵阳学院)，以此作为发展维新教育的契机，李端棻以维新元老的身份作为创办该学堂的倡导者。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他在贵阳发表了《普通学说》一书，便是他在经世学堂的讲稿，以帮助自学者学习。这在贵州教育史上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昭示“新学”进入贵州，宣告贵州地方性经学解体。《普通学说》全书不过一万字，但内容很丰富，向当时处于落后、闭塞状况的贵州民众介绍早已在京津沪汉等通都大邑流行的“普通学”。

在《普通学说》中，李端棻指出读书有两种途径：

　　“一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一穷理者，毕生优游于一学之中，穷其已发见者以增进人类之智识”。李端棻在《普通学说》中详细阐说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所开列的普通学课程，如算术、几何、代数、中国地理、中国历史、外国地理、外国历史、地文、地质、理化、生理、博物、政治、法制、经济、伦理等，无一不是实用之学，皆体现了李端棻学习西方文化，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主张。《普通学说》一书就是一部提倡“科学救国”的教科书，它对以后新学在贵州的传播和本土化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端棻又会同当时贵州名流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提请，经贵州巡抚林绍年批准，将原设正本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往次南门外丁公祠、昭忠祠、雪涯洞，改名贵阳中学堂，后又更名为通省公立中学堂(今天的贵阳一中)。其后，该校于南明河对岸河神庙地另辟新址，新建校舍，面向全省招生。这所学堂是近代贵州规模最大、设备最好、师资最为雄厚的一所中学。这些学校大都成为推广新教育，传播新思想，培育新人才的基地，对促进贵州新的科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以后贵州的辛亥革命，不论是革命思想的传播，或是革命人才的培养建树，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是由于李端棻频繁奔走教育事业活动，传播新思想影响巨大，自然引起了一些顽固势力的恐惧与仇恨。他们在街头贴出三首打油诗，竞以顽固派残杀维新志土来威胁李端棻。其中一首曰：“康梁余党至今多，叫你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

　　李端棻并没有被吓倒，但官府也不准他继续在经世学堂讲学了。他率性集诸生于自己居宅的客厅内，继续讲授，传播新学。为表明宿愿，他自撰一联，刻木悬之堂内，其联曰：“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起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由此可知，李端棻在顽固强势的压力下，毫无屈服妥协之态，仍然坚强有加，壮心不己。真可谓为英才崛起，开一代文明新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李端棻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发起成立了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对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民国《贵州通志》统计记载：从1902年到1910年，全省共办起各类学堂683所。

其中小学655 所(高等小学108所、初等小学547所)，中学堂6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10所(师范学堂2所、简易师范学堂3所、师范传习所5所)，实业学堂3所(蚕桑学堂、农业学堂、矿业学堂)，高等性质的学堂6所(经世学堂贵州大学堂、优级师范选科及政法学堂3所)。此外，还有军事性质的武备学堂等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李端棻最后一次巡视贵阳达德学堂。临终前，还谆谆嘱告子弟出资捐助学堂经费，还留下遗嘱，将平时积蓄的1000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学堂作为办学经费。同年，11月17日（阴历十月十二），李端棻在贵阳逝世，享年75岁。

　　回到老家后，李端棻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在经世学堂传播卢梭、培根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到全省各地学堂的纷纷开办，既反映了社会进步发展不可阻挡之势，也记载了李端棻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的不朽功绩。纵观先生一生，其爱国主义的传统观念，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其不畏风险举荐人才，变现了锐意改革的气魄；其不畏封建势力，坚持推广新学，变现了终身不渝的坚强意志。正如其临终前数月给梁启超的信函，表达了自己暮年深挚的变法情怀：“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这种与时俱进，勇攀时代高峰的思想品格，更是先生一生中最值得称道之处，也是我们最应学习吸取的重点。

　　变法失败了，但是变法的影响一直在延续。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生存下来了，且还不断地迅猛发展，竞也成为当今世界的百年名牌老校。全国各地书院改设和新开办的各类新式学堂，不仅没有被解散，反而如雨后春笋日益发展壮大。同样也成为日后中华大地传播新思想，教育培养新型知识分子和发动改革或革命的摇篮或基地。这一切，李端棻在当时当然是始料不及。但这铁般的历史事实，无疑写就了李端棻等维新人士构建的新教育以培养新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创建的伟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