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五月他们随着我军进攻密支那。在这一次战役中，队员中有印安等三人，在敌寇无情的炮弹下，或在后方不幸殉职于战场。这也是他们对国家民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为争取自由，流下最后的一滴血，也是佛教的光辉。
从此这三位和尚，亦将与我军在印缅之辉煌战绩同垂不朽了，而剩下的队员，仍在缅甸前方服务。
在抗战期中，佛教徒对护国卫教工作，无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或在前方，或在后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佛教徒所表现积极护国救人的精神，可谓“救国不让人”，足堪称之而无愧焉。
就中悲观法师，在抗战以前，对国家前途非常悲观，因之自名悲观。经过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后，对国土重光，及国家前途又非常乐观，故改名乐观，而不再悲观了。
“九一八”事变后，贵州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积极开展抗战宣传、组织僧尼接受军事训练、安排驻军、接待难民、为抗战捐款捐物等抗日救亡活动，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贵州佛教界组织反日宣传团,以期“唤醒同胞而作武装同志之后盾”。该团成立后,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并呼吁“全国同志一致团结,息内争而御外侮,振民气而壮国威,众志成城,无攻不破”。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9年，中国佛教会上书国民政府，建议启建“护国佑民息灾法会”，贵州佛教界积极响应，5月20日分别在贵阳觉圆、弘福寺举行“护国佑民息灾超度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法会”，由尘空、仁参分别主持，向参会的上层人士和众多信徒、民众宣讲《仁王般若经》，宣传国基巩固、正法方能有所依托。
1941年，第六届佛教会成立后，提出根据抗战非常时期之需要，积极响应抗日号召，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兴办僧伽抗日训练班，开展救济、募捐和慰劳活动等。
1943年，贵州佛教会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训令，落实“训练僧尼，增强抗战力量及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达到建国目的”的精神，先后举办了三期“僧尼训练班”。第一期于1943年2月23日至3月21日在黔明寺举办，学员128人，主训贵阳市僧尼;
第二期于同年6月24日至7月24日在黔明寺举办，学员42人，为各县佛教会理事以上的主要人员;
第三期于11月27日至12月26日在檀香寺举办，学员39人，为各大小寺庙住持。训练课程主要有：精神训练、总理遗教、法律以及一些常识性的军事、防空、医护及佛学。
由修圆、性空任主任和副主任，省政府社会处李亚新为指导，尘空任教务主任，持省任总务主任，下设班指导、会记、庶务、干事等。
僧训班地址设在贵阳黔明寺，每期僧训班结业成绩向社会处报送，由社会处评分授奖。
中华佛教会创始人、著名高僧太虚途经贵阳时，应爱国僧徒的请求，在省民众教育馆作了题为“佛教与抗战”的演讲。他的演讲，以佛陀降魔而后成道为号召，鼓励广大僧尼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期间，贵州省内已成立佛教会的县，按省佛教会的指令，成立抗日救国会，有的还举办僧尼救护班。各地佛教会相继举办僧尼训练班。
例如，1942年12月11日，盘县佛教会理事长修圆向县府呈报《战时释道训练实施大纲草案》，县长车祖瑜批示照办，县长兼任所长，修圆兼任教务主任，了明任训育主任，各科教员聘请有关机关首长充任。切实训练，以期养成“大雄大力”能“克尽抗战建国”为宗旨，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训练班办了3期(每期为21天)。于当年农历l1月17日(12月24日)开学，至次年3月结束。贵阳佛教界组织了抗日僧侣救国会，由昌明负责。在抗日僧侣救国会的领导下，佛教界人士在省城组织举行追悼会，追悼前方阵亡将士，向教徒及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向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赠送各种慰问品。
遵义佛教协会举办了僧尼救护班，爱国僧尼建立了“抗敌救援会”民国34年(1945年)佛教支会调集数十名僧人，设坛于县城十字口民众教育馆诵经拜忏超度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
1938年5月18日，根据湄潭县政府根据命令，为适应抗战需要，湄潭县佛教分会理事长宽亮通知各寺庙僧徒到县城接受军训，限于6月26日集中到社训总队部报到。
中国佛教会贵州盘普支会。1940年12月15日成立。抗日战争时期，该会响应政府号召，举办过两期各寺主持僧尼训练班，以支持抗战。
护国息灾会于1942年“七·七”纪念日举行，由中国佛教会贵州省分会盘县支会理事长修圆主持。此后，12月11日，修圆理事长向县府呈报《战时释道训练实施大纲草案》，县长车祖瑜批示照办，县长兼任所长，修圆兼汪教务主任，了明任训育主任，各科教员聘请有关机关首长充任。切实训练。以期养成“大雄大力”，能。克尽抗战建国。为宗旨.达到。抗战胜利”之目的。训练班共办了3期，每期为21天。
1942年7月，中国佛教协会大定支会筹建新一届佛教会，提出的宗旨是“团结佛教徒，整理教规，宣传教义，发扬大乘救世精神，利济众生、造福社会，以抗战建国为共同目的，为整个民族而奋斗!”
花溪青岩佛教界僧尼积极响应省佛教会和政府的号召，为抗日战争作出积极贡献。青岩的僧尼也积极参加佛教会的抗日组织。1943年10月以青岩为主的佛教徒为“完成抗战大业”，申请成立中国佛教会贵州省分会贵筑县支会。申请书陈述说：“窃以抗战以来，迄今七载,，一草一木，均入国家总动员范围。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独立，遑论后方前方，凡属国民，均应团结一致，加强组织，负荷艰巨，完成抗战大业。我佛教僧徒，在前线从事救护工作者固不乏人，而在后方僧众，实有组织训练之必要?同人等拟设‘中国佛教会贵州省分会贵筑县支会’，以便加强会员训练与办慈善事业。”抗战期间，青岩各宗教积极支持抗日，利用寺庙宫观和教堂安置因避难迁来此地的学校师生和驻扎在青岩的美国军人。1945年，青岩镇长张沛霖向贵筑县呈报了一份青岩城内寺庙驻军调查表，青岩寿佛寺、迎祥寺、慈云寺、龙泉寺、圆通寺共驻美军1550人。
世界红卍字会贵阳分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1922年10月在北京成立，属于民间宗教团体，该团体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举办各种形式的慈善活动。1938年总会在重庆设联合总办事处，1939年2月4日贵阳遭日机轰炸后，联合总办事处派员来筑办理救济并筹设贵阳分会。2月25日，分会成立，崔正春任会长。
先后成立救济队、赈济队等机构，设立施诊、施药、施棺、栖流所、小本借贷及其它慈善事业。其会员按年纳会费多少，分为普通会员、名誉会员、特别会员等，1943年7月该分会改行理监事制，理事会下分设总务、储计、防灾、救济、慈业、交际6股。该分会名誉理事长有牟贡三、黄丕谟(道彬)，理事长为乔晓衢。
世界红卍字会贵阳分会严格贯彻《世界红卍字会贵阳分会章程》，管理科学高效，筹集善款途径多，收入也比较稳定。贵阳分会的会员多为社会名流，如各地商会会长、县长、局长等，其缴纳会费能力、募集会员能力和捐输能力都较强，因而会费收入较为稳定。此外，还借助政府在社会动员方面的优势募集善款;积极争取政策，充分利用相关政策募集资金;采取召集慈善募捐大会、巡回宣传、义演等近代化手段募集资金。
贵阳分会在贵州的慈善事业主要有：其一，医疗慈善和开展无息贷款。据统计，中医施诊所“每月施诊人数平均在 2000 人上下，西医施诊所每月施诊人数 1300 人左上下。”其二，协助地方和军队医疗救护机构开展工作。1940年，军政部第167后方医院为该院死亡伤病士兵埋葬费致函世界红卍字会贵阳分会请求协助：“仰贵会博济好施，当仁不让，对于抗战伤病士兵当更蒙矜恤，为此拟请概赐协助。”其三，开展小本无息贷款，赈济被灾小工商业者，特别是在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之后，更是不遗余力。“二·四”轰炸之后，世界红卍字会贵阳分会为此制定了《救济贵阳(“二·四”)被灾小工商业贷款委员会组织纲要》和《救济贵阳(“二·四”)被灾小工商业贷款办法》。《救济贵阳(“二·四”)被灾小工商业贷款委员会组织纲要》规定救济贵阳(“二·四”)被灾小工商业贷款委员会由贵州省执行委员会、财政部贵州盐务办事处、世界红卍字会贵阳分会、贵阳县党部、贵阳县商会共同派员组织之。贷款委员会委员名额9人。其中包括贵州省执行委员会2人，财政部贵州盐务办事处1人，世界红卍字会贵阳分会3人，贵阳县党部1人，贵阳县商会1人。《救济贵阳(“二·四”)被灾小工商业贷款办法》首先就贷款资金拨付作出规定：“为救济贵阳‘二·四’被灾小工商业复业起见，特由世界红卍字会暂拨款贰万元交贷款委员会办理小本贷款。”在贷还款办法方面，规定“凡经组织合法团体之被灾小工商业经省县党部调查审核后得向贷款委员会请求贷款”，“贷款人应提出请求贷款书，载明借贷数量同时觅取相当铺保或有工商业五人以上连环切实保证，经贷款委员会认可后即可贷款。”为切实救济被灾小工商业者，办法明确规定：“贷款不取利息，但需分期还本，期限由贷款委员会及贷款人双方酌定之。”“借款人如在遭受意外损失应呈报贷款委员会，经调查属实得免偿还贷款之一部或全部。”卍国红十字会捐助“二·四”轰炸重伤住院者伙食费每人每天3角。世界红卍字会拨2万元对被灾小工商业者发放小本无息贷款，每人以20元为限，6个月内分期还清。据《世界红卍字会中华分会联合办事处重庆分会及各地分会各项慈业每月支出附表》显示：世界红卍字会贵阳分会施诊所每月支出 50000 元，每月小本借贷 200 万元。对入黔难民和贵州难民给予了切实的赈济。
抗日战争中，贵州佛教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与贵州各阶层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佛教协会抗日故事真精彩纷呈，值得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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