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寿生，1909年出生于贵州省务川县。

　　他6岁进私塾，16岁考入贵阳省立一中。

　　此时贵州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家庭的贫寒，没有影响他学习向上的决心;连绵的大山，没有阻止他走出去的欲望。他便在1929年暑期与一同班好友从贵阳跋涉到北京，考入汇文中学。由于他偏爱文学与社会科学，无暇数理化，两次报考北大，都因理科成绩不合格而落榜。

　　这样一来，申寿生不得不住进北大附近的沙滩东老胡同6号栖身。

　　这一带被称做“中国之拉丁区”，住在公寓里的申寿生就“成了拉丁区的一个居民”(胡适语)，做了北大一名不收学费的“偷听生”。

　　北大 偷听 传统,由来已久。

　　北大已故资深教授、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晚年曾深情追忆了那段让人津津乐道的北大 偷听 往事。

　　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倡 平民教育 ，坚持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的办学方针,因此北大 偷听 之风盛行。

　　由于北大开放式的办学,吸引了天下不少有志学子,云集北大,追求真理,实现梦想。

　　他 “沦落”成北大的“偷听生”!“偷听生”名虽不雅，但却是当时北大的一道风景。

　　那时，在北大“旁听”是要考的，是要缴费的。

　　而“偷听”却一不考试，二不注册，三不缴费。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所以，许多从各地进京准备考大学，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的，便自我选择，在北大的各系“偷听”。

　　他们当中,既有新中国的缔造者毛……还有后来以小说受到胡适关爱的沈从文也是这样的“偷听生”。

　　“乱峰深处云居路，共蹋花行独惜春。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爱山人”。“偷听生”中藏龙卧虎!

　　胡适最感兴趣的，是寿生善于运用朴素可亲的黔北方言写文学作品。

　　为此，他多次同寿生探讨新文学生存的土壤问题。

　　胡适由此得出结论：无数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欢，决不是那《子虚》、《上林》的文体达得出的。

　　他们到了“酒后耳热，仰天叩缶，拂衣而喜，顿足起舞”的时候，自然会有白话文学出来。

　　还有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爷娘。

　　申寿生在北大一边学习一边尝试写作。此时，胡适创办的政治新闻评论周刊《独立评论》，面世后影响颇大，当时为该刊撰稿的都是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等。

　　千家驹曾说，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更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

　　然而未出茅庐的“偷听生”申尚贤(寿生)却跃跃欲试......

　　有一次他读了胡适谈“专制” 的文章后“不敢苟同”，认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于是就写了一篇《试论专制问题》，文中写道:

　　“现在欲想统一中国，而行古典式的专制真是做梦。路走不通，当求走不通的原因，想法打开才是。负手走回去，不是办法。”

　　这篇直挑胡适先生的文章，竟被他发表在1934年1月21日的《独立评论》第86号上。

　　这是申尚贤以“寿生”为笔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此后他在胡适的青睐下，写作也一发不可收拾了，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13篇时论。胡适办刊主张 “兼容并包”，并不因为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相悖而拒绝发表，他正是从寿生一篇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中，注意到了这位“拉丁区居民”的潜力，并着意推出寿生的毫无八股之气而思想新锐的评论。

　　胡适曾在《一九三四年的回忆》这篇文章里谈到:“从投稿里，我时时发现可爱的纯洁的青年，今年发现一个申寿生。”

　　有趣的是，这个申寿生，当时是以向《独立评论》主编胡适论战的姿态投稿的，胡适不仅发表了他的文章，并且开始了他们相差18岁的友谊......

　　此文作者申寿生，确是边远山区贵州务川人，他的儿子申元初现在是贵州警官大学文学教授，他的儿媳喻莉娟也是该院的教授......

　　寿生文中“现在欲想统一中国，而行古典式的专制真是做梦。路走不通，当求走不通的原因，想法打开才是。负手走回去，不是办法。”语言直率，观点鲜明，直驳胡适的观点。二人有不"打"不相识之亲切......

　　不久，寿生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我们要有信心》的文章。顾名思义，这篇令人热血沸腾的文章，使胡适也受到了感染。

　　他不仅不以文中有些语句是驳斥自己的言论而作梗，而且还写了一篇长达5000多字的文章《信心与反省》，随同寿生的文章一道发表。胡适在文章中说：“在这文里，他(寿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国家前途的绝大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

　　寿生和胡适的文章同时登出后，在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历史文化，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大争论。《独立评论》对此内容连续作了七期刊载。

　　这场影响空前的争论中，胡适成了配角，主角却是寿生。

　　寿生向胡适宣战，胡适不仅没有说他的不是，还找他约稿。

　　后来，胡适发现他写的小说颇具深度，就打破《独立评论》不登文学作品的惯例，登载了寿生的《新秀才》、《怨声载道》等小说。

　　不仅如此，胡适还向主编另外杂 志的沈从文推荐发表寿生的小说。1934年9月，他还写信给文学青年企霞(即后来与丁玲同被打成所谓“丁陈反党集团”的陈企霞)，介绍他读寿生的文章。

　　在胡适的支持下，寿生不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的时论文章，还发表了小说10多篇。

　　在每次刊发有寿生作品的当期，胡适都会为寿生的作品写下或长或短的“编辑后记”。

　　寿生并没有因为胡适对他关爱，就迁就胡适。

　　1935年12月9日，寿生也参加了北大的游行和总罢课。

　　然而，当他看到胡适发表在大公报《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后，被胡适指责学生的行动是“盲从，轻信，武断”，“破坏法律”等语言所激怒。他写了一篇《对学生运动之观感》的文章，矛头直指胡适：

　　“现在只有卖国的自由，无爱国的自由!胡适先生奈何不详察事实，竟为奸人作前驱的‘理论’呢?”

　　寿生的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又是由胡适签发，又是登载在由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

　　而且，胡适还在“编辑后记”中说：“‘寿生’先生是北大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

　　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

　　对寿生的爱惜和器重，溢于言表。

　　1935年元月，胡适南游广西。游玩之中，即景写了一首民歌：

　　“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豆。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叫之瘦。”写后自赏，颇为满意。

　　回京后，他将这首“民歌”拿出来给寿生点评。

　　寿生大笑：“这是什么民歌?这是难得看懂的!既不符合?歌的音节，又不适宜于歌唱。”

　　他一边说，一边提笔改成，“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豆儿靠崖栽，她三年结子不嫌晚，我一夜相思也难挨”!胡适见后，深表叹服。

　　于是，二人谈起了以爱情为题材的民歌。哪知道被务川洪渡河滋润的寿生知道很多民歌。如表达男女爱情的，“高高山上一树槐，手爬槐树看郎来，娘问女儿看什么，我看槐花几时开”;描写情女心情的，“送郎送到五里坡，再送五里不为多，再送五里怕人笑，不送五里心难搁”;抨击乡间婚俗陋习的，“十八小姣三岁郎，夜夜都要抱上床，睡在半夜要吃奶，‘我是你妻不是娘!’”

　　胡适听了，手舞足蹈。

　　他当年写《尝试集》时，便指出白话诗歌“不能不受民歌的影响，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

　　他鼓动寿生不可浪费这一“宝藏”，应当多多地搜集和整理民歌。

　　寿生听从了胡适的话，加入了由胡适任会长的“风谣学会”，成了16名会员之一。

　　此后，寿生在《歌谣周刊》上共发表论文3篇，发表原汁原味的歌谣、山歌多首。

　　为了让寿生更好地发挥才能，发展他的文学创作，胡适多次向北京大学、商务印书馆等处推荐寿生。可是寿生为了不受约束、自由自在地从事写作，谢绝了胡适的热情帮助。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华，北平沦陷，寿生告别了居住8年的北京，辞别了胡适，返回老家贵州务川，隐居农村......解放后，他担任务川县副县长分管文卫工作，1996年病故，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