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林(1912.05.17~1997.06.10),贵州省仁怀县(今仁怀市)人。
原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顾问,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原书记。
原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秋北平宏达学院学习。
入反帝大同盟。先后担任共青团北平市东区委书记,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8月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苏中区军政党委会委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处处长,新四军一师军政委员会委员、政治部锄奸部部长,苏中行署保安处处长,苏中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区党校党委书记,[span]中共苏浙区三地委书记,苏南区党委城工部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三地委书记。
1948年12月任中共徐州市委书记兼市长。
1949年5月,参加接管上海工作,任上海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1950年6月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1951年11月兼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11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副书记,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12月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5年2月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省长。
1956年7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
1960年9月兼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
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顾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等职,领导制定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周林是第一、二、三、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7年6月10日20时36分在北京逝世。
周林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捐献了眼角膜,遗体供医学研究。
贵州仁怀,南门外炮台上,坐落着一栋普通民居。
1912年5月17日,周林在这里出生。
周林弟兄4人,他排行第三。
当年的仁怀县城不大,年幼的周林帮助父母耕种劳作,亲历了人生的磨难。
仁怀高等小学堂,1925年,13岁的周林在这里读书。
时任校长陈佛中、教师罗剑僧等人思想开明,选用《兴中会宣言》、《民报发刊词》等加在课文中讲授,传播科学、民主思想,周林因此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28年春,周林兄弟三人考入遵义贵州省立第三中学。
执掌贵州军政大权的军阀周西成,禁锢青年学子思想,逼走了传播科学、民主思想的教育家黄齐生。
学生们受黄齐生影响,纷纷外出求学。
1930年,周林在遵义三中尚未毕业,便与同学走出封闭的乡土,由茅台乘木船去成都,考入私立大同中学。
然而,四川军阀刘湘对学生的进步活动镇压更加残酷,周林意识到,在成都也学不了新文化、新思想。
1931年7月,周林沿长江而下到上海,随后前往北平。
其间正值“九·—八”事变,国破家亡之际,周林与先期到北平读书的贵州老乡陈曾固、陈沂及胞兄周国荣等人,积极参加反帝救国宣传,加入了“反帝反日大同盟”。
1932年10月,周林在海淀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走上了一条坎坷崎岖却九死无悔的革命之路。
1933年,周林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
因为周林的南方口音,在北方工作容易暴露身份。
1934年秋,周林只身一人到达上海。
在此之前,党中央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因为叛徒出卖,遭到严重破坏。
到上海后,他担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5年,周林任上海市赤色总工会日本纱厂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纱厂委员会书记。
此时,上海的工人运动转入地下斗争,革命处于低潮。
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周林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学生、工人中间,进行抗日救亡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
1936年,周林与另几位同志一起,领导发动了几万人参加的,震惊中外的上海反日大罢工运动,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罢工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高度评价了上海反日大罢工。周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8月,他带领上海反日罢工中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700多人,历尽艰险,辗转千里,到达新四军驻地——皖南云岭,参加了新四军。
1939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一、二支队合并后,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周林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处处长,保卫指挥部安全,铲除汉奸。在著名的黄桥战役第一次战斗中,周林挺身而出,率领保卫队冲锋,击退了敌人。
日伪军实施“清乡”。华东局决定,由周林等7人组成苏中区军政党委会,任苏中区党委社会部部长、苏浙区三地委书记等职。周林组织武工队深入敌人封锁的“清乡”区,与游击队、民兵配合,专门捕杀汉奸和汪伪特工人员,老百姓称为短枪队。
短枪队是一只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他们下江南、打“洋行”、搞物资、抓“舌头”、弄情报,几乎无所不能,给日军、汉奸以沉重打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周林英勇作战,有胆有识,为抗日报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5年8月,“双十会谈”后,周林担任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等职。1948年,济南战役开始后,周林参与指挥战斗,经过10多天的艰苦攻艰战,攻克济南。
1948年11月6日,我军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12月1日,徐州解放,周林奉命接管徐州。徐州是国共双方盯得很紧的淮海重镇。党中央任命他为徐州市委书记兼市长,他采取—系列紧急措施,组织大批物资,老百姓用小推车推上前线,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5月,周林参加接管上海,担任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按照“先进行接管,再进行改造”的方针,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地完成政府接管工作。上海,是当时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之都,有人说“管好了上海,就管好了中国”。上海的成功接管,为接管其它大城市、加强政权建设,提供了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周林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召开了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为后来上海市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大西南解放后,贵州敌情社情极为复杂。1951年,周林调回故乡贵州工作。1954年11月至1964年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贵州省省长。贵州地处西南,自古以蛮荒落后闻名全国。周林回乡任职后,以振兴贵州、发展贵州为己任,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投入到火热的建设当中。经过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贵州修建了铁路、机场;结束和改变了贵州不通火车、飞机的历史。
周林还领导建设了6个水力、火力发电站;兴建了一批大型轻、重工业和矿产企业;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采取宽松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1965年,带着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带着对父老乡亲的不舍之情,周林离开贵州,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文革”期间,周林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长期关押在贵阳市郊大山洞贵阳耕读师专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周林恢复工作,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当时正值全国开展“反右”之际,周林坚决斗争,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师生免遭迫害。
1977年10月,周林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这时,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重新出山。在邓小平直接指示下,周林为恢复教育工作秩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殚精竭虑,忘我工作。他坚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实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使学校的各项改革目标得以实现。
随后,周林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教育部顾问等职。他强调注重文科教育,倡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他的主持下,恢复建立了我国高校社会学专业。他重视高校文科教材的建设,领导恢复建立了高校的出版机构。
1981年起,周林兼任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等职。他虽年事已高,仍勤勤恳恳,不懈工作,为推动高校图书馆建设和情报服务自动化进程,为高校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林十分重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他领导建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注重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总结经验,开创性地开展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出版了《全宋文》《全宋诗》等七部断代诗文总集及《清文海》,简称为“七全一海”的大型著作工程。
1982年、1987年,周林先后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在贵州当政期间,周林一直没有回过仁怀老家。但是,他始终关心家乡建设,情系茅台发展。1954年,根据朱德指示,周林要求地方党委加强对茅台酒厂的领导,恢复传统工艺,改进包装,使得茅台酒产量逐年增加,质量日趋稳定。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当面指示周林,茅台酒“你何不搞个一万吨?人民需要嘛,国家需要嘛,还可以出口换钢材汽车,但是要保证质量啊!”毛泽东的这一嘱托,成了周林心中的牵挂,以后长期关心支持茅台酒的生产、发展......
1960年代,周林将时任贵州省轻工厅副厅长的他的夫人宗瑛,派到茅台酒厂直接参与工作......
无论在大小场合的讲话、插话,还是私下闲谈,周林都少不了要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哩,可不要粗心大意,挂歪了茅台酒这块外国人都晓得的金牌子呢!”
周林为宣传家乡,振兴仁怀,他不遗余力,奔走呼吁。在他的关心下,兴建了盐津河大桥,创办了育人中学;他还向老部下推介仁怀的酒,为故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周林工于书法,笔力深厚,古朴典雅,他每次回家乡,都为家乡人民留下了不少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