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典故,一个曰“夜郎自大”,一个曰“黔驴技穷”。凡知道这两个典故的人,自然就会联想起贵州,“夜郎自大”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更把贵州与夜郎紧密联系起来,“夜郎”在很久以前就一直是贵州的代名词。
自从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来,“夜郎自大”的典故就开始在民间流传。提起“夜郎”,即便对于贵州古代历史缺乏足够了解的人,也会联想到那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并因此而导致覆灭、灭亡的夜郎王。
可是,两千多年来,古夜郎的历史面貌,却始终是一个未曾解开的“谜”。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它几乎成了一个神话的国度。“夜郎自大”贻笑百代,引起世人对夜郎产生浓厚的兴趣,它正在成为人们来“夜郎故地”观光和探秘的吸引物,也是社会科学界研讨的大热点。不管怎样,夜郎国在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数十个社会实体中“最大”之一,具有充分的史实记载,贵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属夜郎的辖地,也是不争的史实。
据可靠记载,夜郎在秦汉时代是西南夷地区一个人多地广的“最大”实体。如果把贵州划分为两部分,那么,以铜仁为主的部分地区属于楚国的黔中地,其余地区,战国时都在夜郎的管辖之下。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楚将庄跻沿远水溯流而上,克降了位于今福泉及都匀半部的且兰国和夜郎,深入到滇池地区。秦始皇统一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在今贵州境内设置黔中郡;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又自蜀修筑通往西南夷的“五尺道”,在巴属和夜郎地区设置关塞,据清代学者考证,秦在今贵州境内外内先后设置的县有刹成(今黎平)、毋剑(今独山)、且兰(今福泉)、夜郎(今石阡)、汉阳(今赫章)等。汉武帝统治时期,夜郎的势力越来越强盛,《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可见夜郎的势力已经超过了西南滇,而且控制了周边各国,成为独立于汉之外雄据一方的政权。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翻阳令唐蒙奉令出使南越,在南越尝到枸酱,大为惊讶,经多方打听,了解到枸酱是由夜郎沿牂牁江转运到南越去的。当时联想到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许多问题,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提出通夜郎以制南越的计划。夜郎道的修筑开初进展顺利,但由于山崇岭峻,气候不断改进劣,怨声四起,不得不停止,唐蒙计划未能实现,但西南地区道路遥远,山川阻隔的状况多少有了一些改变。这以后,西汉政权对夜郎的控制时松时紧,夜郎统织者也以能独霸一方而沾沾自喜,极少与内地往来,甚至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
时至今日,在西南掀起一股“夜郎研究热”,由于考古出土的历史文物不多,夜郎的历史真面目尚未彻底弄清,加上贵州各地众多的文化遗存和传说,使人们对其夜郎文化更充满悬念。如夜郎的时间定位问题,上限至少可追溯到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年)齐醒公会盟诸侯于葵丘以前。下限一般都认为是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因胁迫22邑反叛汉王朝,为汉牂牁使陈立灭国。
关于夜郎的地域,说法众多,大致可分为数郡说和一郡说两大类,数郡说主要依据《后汉书》追记战国时期夜郎的范围:“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即贵州全部地区和云南、四川、广西、湖南、湖北、重庆部分地区;一郡说由为汉郡作为线索,范围稍小。
关于夜郎的经济状况,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夜郎的经济属于“耕田有邑聚”的一类,较之“随畜迁徙毋长处”和“或土著或移徙”的游牧、半游牧经济的发展水平要高,一些研究者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和田黔考察,认为夜郎鼎盛时期的农业己达“火耕而水耨”的锄耕农业。
对于夜郎的社会性质看法较多,有的认为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事民主制;有的认为是进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初级阶段;有的认为是奴隶社会;有的认为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等等。
对于夜郎 的族属问题,一般都必须认为夜郎不是单一的民族,有的认为夜郎来自周代徐淮夷中的谢人;有的认为由周到秦汉,有越系的僚人,南蛮系的濮人,今彝族先民的羌人,在夜郎地区都是主体民族;有的认为羌系的夷在夜郎中处于首领地位,夷即今之彝族先民;有的认为夜郎的主体民族为今布衣族先民;贵州境内苗族为一大族,虽有的认为是夜郎主体,但普遍认为苗族之进入贵州,时间远在夜郎亡后,而苗族自己传说,也对此作了否定。
对于夜郎的政治中心,有且兰部和夜郎部两种说法。
“夜郎文化”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己提出,它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当代贵州文化的重要基因或源头,它是夜郎时期的各民族及其尔后居住在夜郎故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也是夜郎与周边各地区相互影响的结果。夜郎的许多习俗如生殖崇拜、祖先崇拜、鬼灵崇拜及夜郎人的居室建筑形式等,都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的生活。如巢居、山处、“干栏”这种居室建筑形式,对布依、侗、水等族人的民居建筑特色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贵州,“随处见夜郎”早己是人们的共识,但其城堡或政治中心却一直在找寻,而且在争议,牵涉到安顺、镇宁、六枝、安龙、黄平、兴仁、赫章等地,这些地方本身就山清水秀、风景如画,众多的夜郎古迹,更使得外业的人们对此充满探奇心理,以图寻找失落的文明,看来,随着探寻的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历史资料、历史文物的不断丰富,夜郎的真实面目也许会逐渐清晰,但探索内涵丰富的夜郎文化与我们的民族心态、现代化建设等又是永恒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它还将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