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记
“肚皮哲学”——顶云公社首次“包产到组”的风风雨雨文字统筹
本报记者 苏 丹 陈 俊
人民公社的故事
头顶蓝天白云——顶云
据记载：元朝期间，顶云为寨。公元１３７１年（明洪武４年），距今关岭自治县县城６公里的顶云，设立了“顶云长官司”。新中国建立后，１９５３年成立顶云乡。当年，顶云人民建立了临时组和常年互助组２５个；接着又发展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社９个；后来，进一步建立了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集体化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６个。１９５８年，顶云与鸡场乡合并为“星火人民公社”，后改为顶云公社，今为顶云乡。关岭１９８２年成立自治县。我们这里所要讲述的故事，就是从人民公社开始。
“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粮食本来就增产不多，加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的宣传，浪费了大量的粮食，更重要的是，原来只顾‘放卫星’得表扬，等到按上报的产量征购兑现时，才发觉当初吹牛皮‘放卫星’吃亏了，于是纷纷改报低产，要求降低征购任务。”在原顶云公社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谈起当时的情景痛心疾首。
这一反一正，给上级部门造成了农村基层干部故意隐瞒产量的错觉。上级领导认为，绝不能因为隐瞒产量，人为造成粮食紧张局面，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产生怀疑。这种情况下，关岭和全国部分县一样，开展了所谓的“反瞒产”斗争。
“那个年头搞个哪样鬼生产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顶云乡石板井村陶家寨组今年７３岁的陶天银、７０岁的陈忠富等人回忆起１９５８年来组建人民公社后，相继开展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这些历程，想起寨子里的饿饭事件等，至今仍然十分伤感。
“一进食堂门，稀饭几大盆；中间起波浪，边边淹死人。”这是流传在当时贵州农村的“大食堂”顺口溜。历经几年的大食堂后，薄得可以看到底的稀饭再也支撑不了人们直立的身体。
人没有饱饭吃，大量牲畜也由于饲料不足活活饿死。１９６１年，关岭邻近的郎岱公社生猪死亡率高达２５％。社员家庭养猪死亡率３６％，有些社宰杀架子猪。各地耕牛死亡严重。平坝县乐平公社天龙生产队入冬以来损失耕牛７２头，占总头数的４２．３％。
关岭县委一位退休干部回忆说：当时的情况，严重破坏了顶云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了生产力。造成的恶果是土地丢荒，粮食减产，牲畜死亡，农具损失，病情发展，群众逃荒。
但在上述实情下，顶云公社和当时各地其他公社一样，群众的真实情况却被“八报八不报”淹没了。即：报胜不报败，报喜不报忧，报大不报小，报高不报低，报快不报慢，报明不报暗，报粗不报细，报虚不报实。 从公社到县政府到地区，各级虚报十分严重。１９５９年安顺地区当年收小麦时产量虚报４２％。普定县马官公社报秋粮产量１０５１．５万公斤，实收只有４９５万公斤，除去种子、饲料后，每人平均只有贸易粮２８公斤。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普定县马官公社１９５９年因饥饿而死亡的人员占总人口的７．２％；因营养不良病倒的人员占总人口的５．３％。
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顶云公社的群众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对当时的“大好形势”打上一个问号。大家都在心中发问，能吃饱饭的路子在何方？
当一种旧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必定会产生。关岭自治县原人大主任卢泽江说，事实上，自１９６０年以来，顶云公社一些生产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已悄悄出现包工、包产到户的情况。尽管上级曾采取多种措施来纠正包工、包产到户，但在顶云一些生产队，一纠再纠也未真正纠过来。
也正是这未纠过来的“问题”，让顶云人看到了一线生机，改写了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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