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油画作为中国油画的有机组成部分，萌芽初期似也经历过观念博弈的艰辛行程。由于贵州偏居西南一隅，远离中心文化，因而油画的缘起相对较晚。笔者所见黔中最早的西画史料启于1920年代，而“西画东渐”的国史上限实际可追溯至清廷甚至明朝。
油画是西方绘画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种，传入中国后得以发扬光大的主要原因不惟是基督教向东方的扩展，还与鸦片战争引发的“戊戌运动”倡扬新学的时代机遇有关，更由其自身无与伦比的写实魅力所使然。中国油画逾一个半世纪的成长史，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反省、从模仿到奋进、从独立到自强的全过程。
西画在贵州发轫迄今未足百年。自民国年间引进，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久便卷入“文革”运动的红色浪潮，幸而赶上了新时期的对外开放，这才顺利跨入本世纪的多元格局。前期一度爬行缓慢、步履蹒跚，伴随国家政局的左右摇摆，潮起潮落，磕磕碰碰走到今天，总算取得了一些成果，沿途存留下自身发展的珍贵足迹。
本文限于篇幅，仅能将这段历史做一简要钩沉。好在有部分图像佐证，读者方家自可比照文本，去体味或赏鉴贵州油画的脉动与走势。
一、历史境遇——民国年间的西画传播
据现有文献考证，民国时期贵州最早涉足西画的学人有张道藩、杨秀涛、麦放明、秦元魁、谢景兰、许泽澂、刘兴文等。1921年起张道藩曾分别在英、法两国学习美术，回国后从政，1949年去了台湾;1923年杨秀涛于上海美专毕业后赴法留学，8年后归国，于1940年代回到贵阳;谢景兰随赵无极赴法后移民海外，先是学习音乐，与赵离异后专事油画创作。另外，省会贵阳彼时亦有“葡萄美术社”、“西洋美术社”、“南阳美术社”等民间画舫绘制西画，承接写真肖像等业务。笔者所见最早的贵州油画原作《乡绅画像》(见图1)，绘制于1938年，画面左下角即注有“贵阳葡萄美术社”的签名。
葡萄美术社《乡绅画像》1938年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大专院校及文人学者流亡西南。国立北平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师生以及诸多文学家、艺术家大举迁徙，绕道贵州涌入陪都重庆。民国不少著名西画家如徐悲鸿、李宗津、董希文、倪贻德、冯法祀等都曾辗转滞留于贵州，他们在贵阳举办过多次画展，李宗津1940年代还在花溪清华中学任教……。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机缘，国中名家在我省播下的西画种子和潜移默化的西学影响不容小觑。
此为不幸中之万幸!贵州西画的启蒙与传播，既因和平年代地处边远而滞后，也因战争时期位居后方而得益。谁也不曾想到，贵州自古以来的区位劣势转瞬之间居然会变为难得的地理优势!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贵州省立艺术馆于旧中国的“美术节”在贵阳举办过联合美术展览会，并成立“贵州省艺术促进会”以及艺术馆下设的“西画国画音乐研究室”，开始对外招收学员，授以美术基础知识。之后艺术馆又附设艺术专修班，由时任馆长杨秀涛创建。彼时学习西画，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专业教材匮乏，油画颜料奇缺!
二、清风吹拂——新中国的耕耘与培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提出艺术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人民的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口号像一缕清风，旧时代的艺术家在适应新社会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很快转变了立场，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
潘迎华《我们的首都北京》1955年
自1955年起，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拨油画家陆续莅任贵州，如潘迎华、李自由、陈宁康、川康、刘星源、邓刚彦等，他们在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从事着早期油画的实践与探索，创作出了我省第一批具有鲜明主题思想和浓郁民族特色的油画作品，如《芳芳》、《看望》、《苗家地方花一样》、《秋夜之春》、《春耕》等。这些作品分别在1950年代的“贵州省首次青年美展”和1960年代的“贵州省第四届美展”上面世。此间诞生了我省建国以来最早具有全国知名度的两幅油画《我们的首都北京》(潘迎华作，见图2)和《新来的老师》(李自由作，见图3)——前者获“贵州省首次青年美展”一等奖，并入选当年的全国美展;后者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李自由《新来的老师》1964年
1960年代前期，贵州油画队伍特别是油画教学师资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四川美院等高校油画系的毕业生相继由国家分配来到贵州，这无疑给我省美术界和美术教育界注入巨大活力。盛济坤、毛朋、向光、冯怀荣、齐梦惠、蔡仁、洪润生、田世信、巫子强、张以玉等一大批“学院派”大学生，在“文革”来临前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同老一辈艺术教育家一起，为贵州油画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这些新生力量很快成长为贵州油画创作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中的佼佼者至今仍活跃在当下社会的艺术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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