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左”思潮——“文革”时期的油画创作
始于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的文艺方向。在轰轰烈烈的批判“封、资、修”等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糟粕”过程中，中国艺术彻底沦为国家政治的附庸，变成“阶级斗争”的“武器”。油画创作上，人物造型的“高、大、全”与形式表现的“红、光、亮”不可思议地被作为评判一件作品是否完美的首要标准。“样板戏”的出台，导致了“样板画”的出笼：受命于高层旨意而问世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一个时期遍布大江南北，成为史上复制量最大的油画!
“文革”政治风云摧陷廓清，地处高原的贵州画坛自然未能超然局外。1970年代初，我省美术界出现的一系列革命题材的油画如《管教山河换新装》(李自由作)、《知识青年在农村》(蔡仁作)、《分秒必争》(巫子强作)、《夜班》(张以玉、谢光荣合作)、《走大庆之路》(应凤仙、周家祥合作)等，无不印证着“红、光、亮”的时代烙印。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热切关怀下，全国工农兵美术创作也被充分激活。贵州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包括“知青”作者)不甘落后，也纷纷登台竞技。张世申创作的《在前辈生活过的土地上》、范新林创作的《苗岭红花》、刘邦一创作的《支委会》等作品，均可视为“文革”时期贵州业余油画中的典范。
冯怀荣 张正刚《侗寨的早晨》1972年
值得强调的是，冯怀荣、张正刚合作的油画《侗寨的早晨》(见图4)是1972年贵州省入选“文革”中第一次全国美展的重要作品，画面的情节充满温馨感人的情怀，作者以朴素的构思和清新的笔调，赢得了画界同行的广泛赞誉。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探索与成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中国社会持续十年的极“左”主义路线，并快步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表现在油画创作中，艺术家的个体精神开始独立，艺术中的真诚语境初步彰显。从反思“文革”造成的悲剧性灾难，到揭示社会存在的现实困惑，再到颂扬普通人的精神憧憬，贵州油画也历经过“伤痕美术”、“文学叙事”、“象征主义”等颇具“大陆特征”的各种思潮，后才回归区域性的本土之路，复又流连于贵州山地民族的人文与风俗。
张正刚《乌蒙春晓》1984年
曾希圣《鸽子》1985年
李慧昂《苗女》1988年
贾娟丽《无言歌》1991年
任小林《夕暮》1994年
1980年代起，贵州油画突破了以往的表现形式，尝试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佳绩：李慧昂的《晚年》、张正刚的《乌蒙春晓》(见图5)、曾希圣的《鸽子》(见图6)、李慧昂的《苗女》(见图7)、陈晓光的《高原奏鸣》、任小林的《五色天地》、贾娟丽的《无言歌》(见图9)、李慧昂的《春之祭》、任小林的《夕暮》(见图10)孔阳的《大山的节日》(见图11)等都在全国性大展中获奖，他们为我省油画在域外争得了不俗的荣誉。
孔阳《大山的节日》1999年
此间，贵州油画研究会成立，油画家们有了自己的归属感，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出来。
1990年金秋，“贵州油画大展”在贵阳隆重揭幕，展览评出“大奖”、“新人新作奖”各十件，并组织召开了为时两天的“油画艺术研讨会”，与会者除了我省的油画家、理论家，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来自北京的油画专家闻立鹏、杨悦浦，四川的艺评家牟群，以及《中国油画》和《江苏画刊》的执行编辑车永仁、李建国等。该展影响远及京、津、川、吴等地，其里程碑意义是有目共睹的。
紧接着的1992、1993年，贵州油画相继在北京和香港高调亮相。较之过去长期蛰居山野的贵州油画，如此主动的出击，充分张扬了年轻一代超越父辈的勇气和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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