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画自随、唐摆脱“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现象而独立成幅起;经五代、北宋趋于成熟,画者纷起、大师鼎立;至南宋、元、明发展迅疾,派系分呈、蔚成大观。在这一进程中,明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之说尽管与山水画家的师承演变史实不尽相符,然其崇“南”贬“北”之意,对于今天生活在南方和以南国山川为表现主体的画家,无疑是一份“历史的慰藉”,抑或是一段“往昔的甄言”。
作为西南贵州的山水画家,吾兄张润生在这一历史的回音下沿着传统的文化脉络,演绎出他生活于其间的黔山秀水,显现了他对历史的尊崇和眷顾。个性中的“士气”精神孕育了其画作上的“逸品”气质。润生兄虽非出自科班,笔下却极具人文学养,较之今日各美院后学,其作品反到显出强烈的“学院化”气象。比如,他对傅抱石、黄宾虹、李可染、陆俨少等先辈的激赏,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观念的推崇,对“博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等教化的恪守,无疑都走在山水画学习的正道上。
吾兄润生其实出生于北方,至今禀承有山东人耿介淳朴的性格。12岁随父迁入贵阳,少小即迷上绘画。13岁在刘知白先生启蒙下初习国画,后又学习过素描、油画、雕塑等科目。上世纪60年代那场史料未及的“文革”运动,使他与学院教育失之交臂。至今每忆及当年赴中央美院应考时的激奋和等待美院通知书时的忐忑,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但上苍是仁厚的,一个山水画家的桥梁为他架设开来,早年奠定的绘画基础和造型能力终归潜移默化地惠及于他后来的水墨写生与山水画创作之中了。
润生兄在贵州幸得刘知白、宋吟可、王振中诸先生的热心指授和教诲,获益匪浅、起点已高;加之对近代各家技法所进行的悉心揣摩和研究,贯通融会、落笔释然。他作画注重笔墨,但不惟求笔墨,遵循法度,但非食古不化,而是将用笔之道、运墨之法落实在形与神的刻画和情与景的融合中。几十年如一日,终形成灵动清逸、抒情幽雅、气格蕴藉、诗意盎然的个性特质及艺术品格。所作尺幅无论大小皆张驰有度、运筹帷幄。譬如说,在其作品《雨过秋浓》、《黔山初雪》、《北盘江白层渡口》等画面上,我们体验到的是一种浑厚与博大的天地气势;而在《苗岭林深》、《鸣鸟呼秋》、《晨风》、《幽居》等作品中,我们感悟到的则是一种抒情与静穆的人间情怀;另外,在《静谷有声》、《山明水静》、《暮雨千山静》等作品中,我们又被引入到一种苍茫与萧索的幽谷境界——以此推论:润生山水画作的咫尺天地,蕴涵和传递出的已然是那种丰富跌宕的乾坤造化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