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炼铁车间在贵钢二十年
　　1959年贵钢炼铁车间55立方高炉投产，1979年10月19日省经委批准撤销贵钢炼铁车间，炼铁车间共存在二十年。1980年5月1日贵阳钢铁厂更名为贵阳钢厂。
贵钢炼铁车间与炼钢、轧钢车间1958年同步开工建设。1959年6月和11月两座55立方高炉相继建成并投产。同年12月下旬两座100立方高炉也先后竣工。1960年1月2日贵钢100立方高炉（3号炉）出铁。1月3日在贵钢隆重举行“954”（9万吨铁、5万吨钢、4万吨材）工程竣工大会，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张海峰剪彩，副省长赵欲樵讲话。那天《贵州日报》基本是贵钢专版，有竣工大会专题报道，有时任贵州省长周林现场视察报道，有100立方高炉出铁的消息，还有套红的社论，社论主标题是“贵钢首期工程竣工”，副标题是“总路线的胜利、大跃进的结晶”。

　　提起当年，贵钢老同志还激动不已。“你说，贵钢哪个时候，有这么令人骄傲过？ 周总理为什么来贵钢视察？省军区副司令为什么担任贵钢领导？……都是因为炼铁车间的影响太大了嘛！”八十岁的原贵钢行政处刘有权处长谈到这些，恍惚又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也变得年轻了。他滔滔不绝地回顾炼铁车间的20年，1958年贵钢向重钢派出培训人员，炼铁车间的人最多，有50多人。到重庆培训半年，回来后这批人就成了55立方和100立方高炉的生产骨干。刘有权1960年担任水工段工长时还有一段特别故事，一次100立方高炉出现故障，北京专家认为是水箱漏水，刘有权与北京专家争执话说得有点绝对，总的意思就是认为不是水箱漏水。他说，“我敢打包票。”史元书（曾任贵钢党委副书记）是值班主任，赶来做他的工作，要求按照专家意见停风检查。最后的结果证明刘有权是对的。但是停风导致高炉内部炉料坍塌，造成停产3个小时。那个时代这种事情是有政治风险的。刘有权说，现在回想起来，年轻人都是有性格的，贵钢人还比较有血性。
　　陈立梅和袁海兵那时也在炼铁车间，一个在机房，一个搞材料，工作相对轻松。他们说，当时炼铁车间有2000多名职工，1959年史元书他们这批抗美援朝从东北过来的部队人员，一次就分配到炼铁车间500人。炼铁车间干部级别是几个生产车间中较高的，工作劳动强度也比较大，加矿加焦和出铁，几乎全部是人工。矿石靠用铁锹铲到斗车上，再用卷扬机运到高炉平台上的加料口，一个工人一天要铲10多吨。1400度的铁水从出铁口流到铁水槽，然后浇凝成铁块，炉前工要趁热，用钢钎一块一快撬开，又靠人一块一块地搬移到料场上堆码，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种劳动强度。“贵钢档案为什么只有电炉钢、转炉钢的统计，就是没有见过生铁产量的统计？” “那个时候嘛，炼铁车间主任何智义、工程师戴云卿都是重庆派过来的专家，被称为‘废品主任’‘死炉工程师’”，几位当时炼铁车间人员如此戏谑之言，如当头棒喝，让人警醒。

　　其实，那段时期的这种情况，不仅贵钢有，贵州有，其它地方也有。因此，才有中央改革政策出台，才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共和国钢铁工业这个既薄弱又有生命力的产业，才得以在以后“好雨知时节”的岁月中逐渐壮大，包括贵钢。

（贵钢早期炼钢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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