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字

　　我八十年代初有段时间喜欢研究中国文字，对文字的发生、构成、变化颇有兴趣。认识到最早出现的，也是构成文字基础的单体象形，发展为合体象形，还有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古文字的构成经曲折、模索、渐达到“约定俗成”的定型。中国文字太精彩，比如：女子是好字，可释为女子好，也可释为女人有子为好;少女是妙字，山石是岩字;古木是枯字;此木是柴字;长巾是帐字......等等，因此我试看用文字画成图画，这是八三年发表在《苗岭》(贵州文艺刊物)上的一部分(刊物我找不到了，只剩这一页复印件，还是八八年评工艺美术师职称留下的)。《苗岭》的美术编辑陈筑培是朋友，常发表我的连环画，插图等小品，让我找点另碎银子。此人也二十多年没音讯了，更不知他的近况，他略大我二、三岁，愿老友们安康。

画黄果树瀑布

　　一九八〇年暑假到了，重庆气温已是三十八、九，四十度。那时没有空调，我像热锅上的蚂蚁熬着每一秒，下午终于考完试，立即冲向火车逃回贵阳。

　　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已坐江山几年，不搞个人迷信，倾刻间全国的城市、机关、工矿、学校、部队的毛主席雕像基本拆除，我们进校派给的任务就是拆掉教学楼里毛主席的雕像，几十个同学用绳子捆着，放倒，敲碎，倒到垃圾坑，任务完成。北京人民大会堂也重新装饰，以各省区命名的厅堂由各省区负责，并要体现各地的风貌。作为重大任务各省组织力量，贵州省人大负责为贵州厅装饰，请我画油画《黄果树瀑布》，请王振中张润生画山水《娄山关》，请刘复兴设计制作珠砂山盆景(从万山汞矿调来50公斤最好的珠砂)，万祥富负责美术字窗帘等(那时没有电脑，美术字等标语全靠人工手写)。我整个假期基本用掉了，先到黄果树瀑布去观察写生，然后在省人大的一大厅正式开画。各省请各省自己的画家(如云南袁运生陕西刘文西......)并发1500元酬劳(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两年半工资，现在的15万元)，只有贵州太穷，没钱，就当作贡献。我画完给我的酬劳是：重庆到贵阳来回卧铺票(一张十二元另几角)，一小捆油画笔，十几盒油画颜色，一小包珠砂，还有就是在人大食堂蹭了半个月的官饭。这些我已很满足了。以后各省厅堂都印了画册，说给我一册最终也没有拿到手，只有这当时发表在贵州日报上的一个影子，不重视呢，其实大家都不重视，我也从来没当回事，不过就是画了幅风景，从艺术的角度看，其实挂在人民大会堂的画也不一定是什么好画!

转运

　　我当农民时寨子后面，当时还是荒坡，没有房子，有一棵大树，大树右边是稻田，我的福地，故事从这里开始。

　　一九六八年，千千万万青年学生被赶到农村，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从此有了一个新名词：上山下山知识青年。

　　我们知青一家5人来到锦屏县同古公社花轿大队嫩寨小队插队落户，开始挣工分吃饭的农民生活。到了70年，家庭成分好的有关系背景的，陆续被抽调去修铁路，国防厂矿，县城单位，参军，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我因黑五类子女什么份都没有，因此只剩下我孤怜一人。有母亲每月寄来的十元钱，我常不出工偷着画画(此举遭到农民批评议论，为我好，认为我不但不出工挣钱，反而花钱买颜色，傻得凯呀!)我不知苦难地度过孤独苦难的日子直到一九七二年的一天。

　　这天早上，我到寨子后，水稻田看田水(即补水或放水，修补田埂以保持田里的水位)，突然觉得身后有动静，回头一看，一条约1米5.6长，从头到尾银灰色的大蛇在我身后缓慢爬行，当我抓了一块石头转身时，蛇已不见踪影。真是菩萨仙姑下凡来救我，从那天起，我开始转运，很快转点到贵阳郊区当乡村教师，继而回城当了工人，恢复高考后，一九七八年四川美院第一次到贵州招生，我以第一名成绩顺利进入大学......走到今天，我工农兵学商干科教文卫都干过了，成了老炮，自由，快乐!

　　正所谓：磨难多多，苦尽甘来，经历丰富，百味人生，感悟天下，继续画画!

作息表

　　一九七一年，我二十一岁，今天的幸福小青年上大三了，我却当农民三个年头了，翻出当年定的秋季(农闲)作息表，自己大吃一惊，这哪是当农民，简直就是在读美术学院，经过文革，教会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因作息表要贴在墙上，我写作息表(红笔箭头处)专门有学毛著一栏(就是每天要学习毛主席著作)，骗人耳目。但农民常到我房间闲坐抽老烟叶，对我墙上的画、解剖图、作息表从来不看一眼，但有备无患总是必要的。我有很多套毛泽东选集(学校送，省、市、县、知青办送，到了乡下公社党委送)。当有青年农民结婚时，出了帮忙抬轿子，我还用红毛线捆一套毛选送去，新郎不敢不收，我即可混一顿喜酒喝，真是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老炮自语

　　我与佛有缘，此生有神灵护佑，每在人生的关键，都有贵人相助，朋友帮忙，虽多磨难，但最终苦尽甘来。本人毛病多多：直率，我行我素，嫉恶如仇，胸无城府，持才傲上，不畏权势，直话直说，口无遮拦，容不下半点沙子，特恨献媚势力小人!因此得罪人，不喜欢我的人也有，但喜欢我的朋友更多。

　　但我潇洒到今天，朋友们同学们称我为“艺术老顽童”，“幸福小刘哥”!

　　感恩我的父母，朋友，家人和生养我的这片土地!

岁末回忆

　　在我的前半生中，最值得庆幸的是：在困苦寂寞而生命旺盛的知青岁月里，没有被小山丘挡住视线，我要奔前途，劳作、画画、等待母亲和朋友的书信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在黑暗中绝望的坚守着希望......

　　我的家族与艺术的缘份

　　说也奇怪，我的家族成员大多与艺术有缘份。我家四兄弟有三个搞艺术;我的堂哥刘森民在鲁艺学作曲，是中国广播文工团(总)团长，后调中国唱片总社任社长;堂姐刘荆兰是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姐夫丁里是总政文工团团长，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总导演。我的几个姑姑是建国后的第一批电影演员，刘燕萍是歌唱家，几个姑父也很厉害，一个是人民日报社长，一个是总参军务部长，刘烽是原中央民大艺术系主任，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作者(其哥刘炽更伟大：让我们荡起双桨，上甘岭，阿诗玛等上千首歌曲作者)。

　　八十年代我经常去北京，因到轻工部和国家科委跑项目，最多时一个月飞四趟(那时机场在磊庄，E2-18型苏联飞机)。我每次去基本住在九姨家(我母亲最小的妹妹)，九姨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姨父马言济(其哥马未都)也在摄影系，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拍摄者。九姨家住在小西天电影学院宿舍筒子楼，进进出出都是什么导演演员的。我喜欢住九姨家好处是能常到电影学院看内部观摩电影，当时贵州美术界的很多朋友都在九姨家住过。我也常去表哥雷飞(演彭大将军的特型演员)家玩喝酒，他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三楼，走廊也如筒子楼，一排排切菜用的小桌，煤气罐，碗橱，碗橱上挂一块灰不溜秋的布帘，墙上挂满一串串大蒜，大葱，地上堆着大白菜。在北京除我母亲众多亲戚外，父亲这边全是陕北人，都很直率，豪气，并在艺术上很有成就，当年绝对的大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