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8日至20日，“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学术讲座在贵阳开讲。

　　作为贵阳国学大讲堂的第100期学术讲座，主办方特别邀请10余位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知名学者，展开为期3天的讲座和交流。

　　贵阳国学大讲堂由贵州省著名作家李宽定和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于2010年共同创办。

　　9年来，大讲堂每月邀请一名知名教授讲课，如今已举办了整整100期，共邀请过50多位学者，有上万人次慕名而来听学者论道。讲堂完全是公益性质，不仅免费听课，还常常为学员提供免费午餐，目的就是“读经固本，读史开智”，为更多人提供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

　　9年间，讲堂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整理岀版《中华传统文化讲演录》一二三集；组织9次游学；组织6次省内外学术交流；应邀外岀各单位讲学56次；组织大型市民文化活动一次，首倡推动书香贵阳的建设等……

　　作为贵阳国学大讲堂100期的纪念，本次“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学术讲座，不仅邀请到10余位知名学者共同论道，在讲座开场前，学员还自发制作了纪念视频，参与专家动情回忆了9年来李宽定与王守常对国学传播的痴情坚守，场面十分感人。

　　这次第100期讲座，与会者从不同侧面切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同时也通过笔谈的形式分享了各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分享……

　　王守常：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王守常（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国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文化传统悠久绵长，它是中国人代代相传，保持共同的主题与须臾不可离开的共同根脉，由此形成了与其它地域不同的价值理性和行为方式，并成为一种对社会行为有着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内涵。

　　中国文化传统的区域性与民族性，并没有造成它孤芳自赏的封闭与排斥其它族群文化，而是以它“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包容心态容纳了外来文化。犹如域外的佛教，经一千年与中国文化的砥砺前行，唱和声气，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它使代与代之间保持了连续性从未中断过。

我们过去总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上讨论文化问题。

　　比如“传统”和“现代”。

　　我们把“传统”当做过去，把“现代”当成当下。

　　然后，我们又在意识形态思维中，认为“传统”就是落后，“现代”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忽视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

　　“传统”不是糟粕，“传统”就在当下。“传统”就是世世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或者具有道德规范的一种文化力量。

　　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脱离传统脱颖而出，必须经过理性的思考、批判和发扬继承。全盘西化是没有出路的，一百年来，我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缺乏同情与敬意的理解。特别是当下信息网络时代，快速传递文化信息为普及文化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把文化传承极端娱乐化、碎片化，让深邃的中国文化变成了“心灵鸡汤”。

把远古的经典与仪礼、民俗与节日、家具与器物、食品与品鉴，以“以文载道”，“以道御器”，融进时代的色彩焕发新的意蕴。扶今怀昔，理寄斯文，让我们记住失去的才显珍贵！陈寅恪先生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其原因是大胆向外来文化学习的同时，没有忘记中国的本位文化。大哉斯言！如此文化自信，才可以体味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顾久：文化是一种生存模式

　　顾久（著名文化学者）：

　　文化不光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生存的模式，或是民族生存的系统。

　　数千年中华农耕，作为主要的谋生，怎么活下来是第一要素；第二则以血缘家庭为组织秩序；第三是血缘家庭自有一套神圣的礼俗，再与大自然天人合一。这套理念，用来安置人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的心灵。儒学就是这套生存系统，或者叫文化中的一个精神代表。

　　我还用这种方法来看西方。但是过去西风东渐，他们以工商作为主要谋生手段，以契约关系为秩序，以世俗再加上彻底的宗教。西方的工业文明，他们展示着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等基础之上的坚船利炮冲撞而来。过去，仁人志士都被驱赶着走上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条路，这是向西寻路。我认为这条路有4个阶段：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兵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学习西方的制度，五四运动学习西方的文化，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高度西化，李泽厚称之为西体中用。

　　日渐富强的同时，也付出了传统文化式微的代价。没有信仰的自我沦为小我，没有理想的追求会关注物质、缺乏超越的行为。救亡图存已成昨日黄花，振兴中华尽在眉睫之间，中国自有文化有待复兴，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5000年的文明，理应或者最有资格走一条不同于欧美的现代化道路。

　　我从费孝通先生的视角，读懂儒学当代价值。

　　春秋战国之际，群雄的对策主要有两个。第一个，体制上是以力服人，唯我独美，唯我独尊，强力对抗，费孝通先生把这个称为霸道，他认为某些西方国家的文化走不出这个；第二叫群体为重，以德服人，各美其美，百家争鸣，和谐相处，这叫“王道”，他认为这是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他急切的盼望新时代的孔子的早日出现。

　　中华儒学为世界贡献和谐相处的智慧期待，体现了传统儒者是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儒家的宏阔胸襟。儒家价值可能在于，一是审视中国人还像不像中国人？二是对这个世界发问，怎么活下去？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研究和思考。

　　李宽定：中国文化的自省与外视

　　李宽定（知名作家）：有两个成语，“井底之蛙”和“夜郎自大” ，中国人都知道，但恐怕很少有人往深处想过： 蛙生在井里，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力离开井里，焉能责怪它坐井观天？人生在夜郎，一辈子都没有给过他机会让他走岀夜郎，又怎能嘲笑它不知汉与夜郎孰大？

　　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

　　被封闭在屋子里的人，住久了，就适应了；对屋子里一切不为外人道的东西，即使说不上了如指掌，至少也能有所觉察。但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就少得可怜了。

　　因为，被封闭在屋里的人，永远都只能从一个窗口看外面的大千世界，只知道树林一亮，天晴了；芭蕉一湿，下雨了。至于自己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是棚户区里的别墅？还是别墅群中的牢房？是坐落在花园里？还是悬崖上？却是一无所知。因为房子的形象、坐落的方位、周边的环境，封闭在屋子里的人是永远看不到的，要站在外面的人才看得清楚。

　　黔北有谚语云：

　　“大瓦房，空框框；茅草屋，腊肉香。”

　　外面的人只知道房子是大是小、是美是丑，至于房子里面是贫是富、是整洁还是脏乱，只有屋子里的人才清楚。倘若屋里房外的人能自由交流沟通，就不难了解我们自己的家，究竟是什么样子了，我们该为她做点什么。

　　全面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既需要内省，也需要借助外视。这就是贵阳国学大讲堂举办系列讲座“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文化”之初衷，也是这次举办“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学术交流的初衷。

　　彭林：礼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其核心何在？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曾比较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特质，认为西方文明重法治，中国文明重礼治。钱穆先生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只有真懂文化学的人，才能将两大文明的主旨归纳得如此精准。

　　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是基于对人性认识的不同。西方是宗教文化，认为人有“原罪”，人性本恶，人的灵魂需要交给上帝管理，法律则是其保障。中华文明则与此相反，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性本善，人的灵魂不仅要由自己来管理，而且可以管好，甚至成圣成贤。由此，西方文明强调他律，中国文明强调自律。

　　中国文化重教育，而将“礼”，即依据道德理性的要求制订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作为管理国家、指导人际交往，营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途径。

　　董平：中国文化需要与他者互鉴

　　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人类的文明有数千年，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温故而知新，‌‌会发现实际上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言讲述几个非常有限的故事‌‌而已。‌‌比如刚刚说的井底之蛙、柏拉图的洞喻故事，实际上是一回事。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回家。‌

　　我一直认为“回家”是东西方文化历史上不断的被讲述的主题。比如陶潜的‌田园将芜胡不归，那个‌草屋八九间是不是就是他的田园？而当代的美国作家也在讲这个主题。我想说，中国的文化是需要在和他者文化的共建之中，才真正实现自我‌‌认知‌，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老子说得好‌，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李宽定老师办的这个文化大讲堂，10年来的坚持，我觉得是全国所有类似的国学大讲堂‌‌的一个典范。

　　传统的文化‌如何在今天‌重新展现它的自身魅力？我一直觉得，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基本理念，在反复传达中会越来越远。举个例子，‌‌比如“忠”‌‌这个字，是不是领导说什么就照做？‌显然不是，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成为中国古典人格的一种理想典范的代表？许多观念在不断的传递过程中会走样，‌‌所以国学大讲堂还应承担一个责任，‌‌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原点，‌求其真相，以为现实生活的指导。从这个层面来说，如此众多的学员，才承担着中国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继承‌‌发扬的作用。‌‌

　　做一个比喻，飞机飞在天上，‌对流层总是风起云涌，‌‌更上一层‌‌进入平流层时‌，天空才展开它自身的真相，‌‌亦无风雨亦无晴，‌‌那才是本真，‌‌才是我们所要达成的‌‌目的‌‌。我认为，中国文化终究还是要通过中西比较、交流、共建中，‌发现自我，同时也发现他人，最终实现超越，才真正实现‌‌文明的现代创造。‌

　　陈少明：通向世界的地方性知识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学科带头人）：关于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存在两种理解模式：一种是支流与主流，一种是特殊与普遍。作者提出第三种理解模式：地方与世界。这意味着把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从静态的分析转向动态的考察。

　　受人类学“地方性知识”观点的启发，中国哲学的关键概念，也必须在其嵌入的生活意义网络中才能得以理解。

　　以“道”与“仁”为例。在古典哲学中，论“道”不只是道家。虽然有“形而上者谓之道”或“道可道，非常道”等较抽象的观念，但纵观历代《原道》篇，均把道的观念还原到社会政治秩序上的理解。“仁”为儒家理想，但它在《论语》中所呈现的意义，更不脱离孔子及相关对话者的具体语境。这些哲学概念，一开始都是用以处理经验生活问题的观点，普遍而抽象的思想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今天的历史性，就是古人的“地方性”。

　　道从经验知识走向抽象义理，原于理性的驱动。

　　理性是人类赋予事物秩序的能力，其基本特征是分类与整合。中国哲学中的很多本体论范畴，如有与无，或道与理，就是为整合普遍系统而发展出来的词汇。当然它不能停留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而是自觉的学问。但是，强调其“地方性”的起源，有助于突出它同经验生活关联的传统品格。其实，西方哲学的源头即希腊思想，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现代意义的哲学，追求普遍性思考的品质，这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这对中国哲学通向世界，是重要的启示。

　　吴飞：从中国人的角度理解世界

　　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刚才李宽定老师谈到“坐井观天”这个词，‌‌顾久老师也用了柏拉图《理想国》里面的“洞喻”，我就顺着往下讲。

　　在《理想国》的第7卷里，柏拉图讲到，其实人的基本处境，都在一个洞穴里面，你所看到的都是有限的。但‌‌外面的大千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谁都不知道。从深处来理解，“坐井观天”是人类最基本的处境。柏拉图说，洞穴里的人不知为什么走了出去，‌‌看到了洞外的世界，他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也许我们认为他有可能就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面生活，‌‌但他没有，他又重新走回洞穴来，并告诉洞穴里其他人，外面有一个广阔得多的世界，你们看到的其实都是假象。‌‌那会发生什么？‌‌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们会把他当做疯子。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处在一个非常类似的状况。真正走出去非常难。你以为你早就到外面的世界了，但这真的是一个更广阔、‌‌更美好的世界吗？

　　我们谈中国文化，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比如100多年前，我们发现外面有更美好的世界，就以走出去为终极目标，可是走了100多年却发现，‌‌并不是这样。我把这几个典故都倒过来理解，也许井里面的世界其实才是‌‌更真实的世界。我一直有个想法，中国文化不能把它只理解成是中国的文化，‌‌也不是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而是从中国人的角度对世界的理解。

　　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在‌‌六经里面，经是不可改变的东西，是基本的精神。‌

　　李兰芬：玄学的魅与惑

　　李兰芬（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曾出现过一种特别的思潮，它不仅影响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宗教和文化，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涉历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就是魏晋时期的玄学。

　　魏晋玄学的兴起，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个时代中彰显的各种复杂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事、人自己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等），经由玄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论说方式），竟可在某种程度上为人自己如何化解各种复杂关系，提供了一种既具魅力又同时令人困惑的途径。

　　这种思维方式，在近现代学术分类中，将其既与哲学又与宗教关联起来，如上世纪20年代著名的科玄论战。但作为一种特殊时期而形成的特殊思维方式，“玄学”实际上与近现代学术中指称的“哲学”“宗教”不可能完全是一回事。

　　三者相近的地方，只在于“玄学”“哲学”“宗教”都用一种抽象、普遍、超越的思维方式，改变人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事、物及各种关系的执着，而能将身心投向更玄远的维度。但不同的地方，则在于作为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玄学”从来没有将实在的生活层面及对现实的担当放弃过。儒学的抱负，某种意义上也是魏晋玄士的抱负。正因此，玄学的玄远之维，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与玄士的实际生活发生矛盾，而且与玄士对社会、对事物的作为发生矛盾。

　　如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也从中国处境上，反思玄学在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中的魅与惑，应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王国华：历史文脉的传承

　　王国华（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工业大学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贵州，给人们的印象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穷乡僻壤”、蛮荒之地。尤其是“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家喻户晓的成语，让贵州这个历史文脉深厚的文化大省，背上了不太好听的名声。

　　其实，贵州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和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具有辉煌的文明史。据贵州省官方网站介绍：距今五六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栖息繁衍，现已发现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等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40多处。大量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等文物还表明，贵州具有悠久的开发历史。

　　贵州还是人杰地灵、名家辈出的中国大西南的“人文高地”，仅明清两代，就出现了6000举人、700进士、3个状元的庞大人才群体。贵州自建制以来，历朝历代名家辈出。东汉时期的尹珍，是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儒学者；唐代遵义绥阳人海通法师，最大的文化贡献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四川乐山大佛；南宋军事战略家冉琎、冉璞兄弟，共同主持修筑合川钓鱼城工事，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王阳明，虽祖籍浙江余姚，但对贵州的文化思想产生巨大影响；明朝贵州凯里人孙应鳌，是著名朝廷大臣、学者、诗人、教育家和贵州教育的先驱；晚清贵州平远人丁宝桢，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员；清末遵义人黎庶昌，是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上述文化先贤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明记忆，他们是贵州人文高地上的亮点与高峰。他们所留下的文化因子，滋养着贵州的人文地貌，并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贵州的文化走向。如果说贵州的文明历史是一条漫漫长路，那么，上述文化先贤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或留下的历史功绩，就是贵州地域文化的文明驿站。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曾经因为历史的迷雾所障碍而忘却了对历史文脉的传承，漠视了文化先贤们所创造的文明驿站的巨大价值。令人振奋的是，贵州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多彩贵州”“魅力贵州”的建设工程，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比如贵州著名作家李宽定先生，他从2010年开始自筹经费，创办“中国文化书院贵阳国学大讲堂”，至今已经举行了100场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讲座。他通过搭建国内学界学术交流的平台，引导民众读经养本，阅史开智。“大讲堂”以读国学原典为根本，适当加入自然科学讲座和学者见识独到的心得讲座，向民众传播国学，引导民众了解传统、认识现代；追求治气养心、多知明达之境界。

　　王玫：从官场到田园

　　王玫（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当人类具有自我意识之后，“归去何方”一直是自觉的人思考的问题，屈原就说“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王国维也说“江湖寥落尔安归”。自伯夷、叔齐最早发出的“安归”之问，乃是人们欲安顿心灵乃至安顿灵魂的愿望表达，也是关于人的精神归宿问题。

　　中国文学发展史，尤其是中古文人心态史，其实也是一部精神回归史。从屈原到陶渊明，中国文人从被迫远离官场，到自觉投身田园，这是一个寻根过程，更是一个生命意识的觉醒历程。经过漫长的精神探索，人们终于找到心灵的栖息地——归返自然，归向原初的“道”，归向生命本真。

　　孙家洲：时局大变与国策调整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唐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过秦论》是西汉著名政论家贾谊的代表作之一，其主旨在于讨论秦朝的过失，以期解决貌似强大的秦王朝何以“二世而亡”的历史迷案。它的思想闪光点之一，是秦王朝错失了两次历史机遇，没有调整国家统治政策，从而促成了秦朝的短命。

　　第一次是在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时，秦始皇没有意识到以统一为分界线，对统治政策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而是依然用战时思维、战争体制来治理国家。也就是贾谊所说的秦始皇根本不懂得“攻守异势”“异术”的大道理。

　　第二次是在秦始皇去世、二世皇帝继位之时，本来这是纠正先帝失误、推行“改元新政”、与民更始的好机会。遗憾的是，秦二世根本没有这样的认知能力，反而全盘坚持秦始皇的错误做法，甚至是变本加厉，以致于人心尽失。这就是贾谊对秦二世给予严厉批判的原因之所在。请看，“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而天下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过秦论》）贾谊的分析，就是在批判秦二世错过了调整统治政策的良机，最后导致身死国亡的历史悲剧。

　　由此而论，《过秦论》是强烈主张国家的统治政策应该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马良怀：历史可以被享受

　　马良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是可以被享受的。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之上，历史的遗迹星罗棋布，其中蕴藏着无数的珍宝，凝聚着丰厚的文化，哪怕是随手拾起一块陶片，它也能向人们讲一则感慨唏嘘的故事，唱一曲让人沉醉的歌。而在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里，更是珍藏着历史留给我们的无数奇珍异宝，徜徉其间，神与历史交汇，心随古人游走，亲切地触摸到历史的真实及其脉搏的跳动，顿觉时空无碍，神飞形越，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还有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翻开其中的任何一页，都可以从其字里行间中见到光亮、发现欣喜，即便是夜阑人静时清茶一杯，闲对古人，也能享受到心灵的愉悦和超然。

　　对于历史的享受也并非随意可得，而是必须具备如下的前提：一要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唯有深刻了解历史，方可贴近历史、理解历史，才有可能拉起历史的手与之攀谈对话、端详欣赏。二要“心远”，即将心从世俗名利中挣脱出来，投入到精神领域的追求之中，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精力去寻觅到历史的“真意”，探究出历史的妙趣。三要具有艺术的心境和审美的眼光。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察报告》中说：研究历史，“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研究历史如此，享受历史亦然，唯其如此，才有可能从悠远的传说、凝固的器具、枯燥的文字记载中，发现美丽，获取诗意，享受到历史的丰富多彩。                                           

　　王晓卫：由微见著与以史明诗

　　王晓卫（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贵州大学学科学术带头人、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近40年，我的研究路径用8个字来概括：由微见著，以史明诗。

　　首先，文学研究应该由微观入手，渐次展开，逐步由微观认识进入中观乃至宏观把握。研究影响古代作家的文化因子，研究一时文化对作家的影响过程，研究作家心态对其时文学的影响，主要不是由宏观或中观入手，往往必须由微观入手。傅斯年说史学即是史料学，用意正在于此。陈寅恪先生的文史研究，被国外汉学界公认为进入史料的自然运用境界。由微观认识进入中观乃至宏观把握，所把握之理较为可信；先建立宏观或中观的理念，再寻找微观的根据，所建立之理念往往如空中楼阁。学界有些人认为，前一种研究方法过于拙笨且费时，因而乐于采用后一种“智者”的研究方法，以求得以数量制胜。

　　学术研究需要运用文史综合研究法。论文心则以史明诗，绎史事则以诗证史。这里的诗指文学，并不限于文体的诗。学术界有人对以史明诗很不以为然，认为史学就是史学，文学就是文学，以史明诗易流于以史解诗，丟掉了文学性。我以为，真正把握好文学，必具备4个字：史识诗心。无史识不能与古人之诗心相会，不能真正把握古人文心所在，因为你对古人文心涌动之因瞢然不知；无诗心则所谓史识不过是一堆断烂朝报，因为你对古人全无心灵之沟通，你视古代作家如枯骨而已，你在古人充满激情的佳构面前不能产生再创作的冲动。以史明诗的高手，特具史识诗心。

　　刘晓婷：通过“观”获得中国文化

　　刘晓婷（贵州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中国文化是通过“观”而获得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外“观”使文化获得理性，“内观”使文化获得信仰。中国文化是一种形成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最终体现为集体人格。如屈原因为浪漫幽深人格开创楚辞，颜真卿因为清刚正直人格守住大唐，苏东坡因为旷达乐观人格而成就天才。

　　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是成为君子，理想的思维方式是中庸，理想的行为方式是礼仪。每个时代都会沉淀出不同的品格，比如先秦诸子，魏晋风度，大唐气象，宋元境界等。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却成为传承到现在的唯一。中国文化有渊源，有传统，也有传承。这是历代社会贤达、业界翘楚为之做出的知行表率，是榜样的力量。

　　中国文化书院从2010年至今已办了100场，各地请专家学者在贵州传道授业解惑，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扬倾尽心力，令人感动。李宽定先生执教12年，从文13年，经商14年，现在书院又办了近10年，屈指一数50个年头过去了，从风华少年成为人文前辈，把“天理”和“良知”当成人生的两条底线，活出了通透，活出了坦荡，活出了无憾，活回了赤子，活成了君子。我想，这也是办文化书院的福泽，斯文在兹！

　　综上，正如学友罗健说：九年100期，在大讲堂，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古圣先贤进行交流对话，聆听他们的教诲，感悟他们的智慧和思想。我们的根脉不断，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文化的基因存在于我们的心灵、血液和脑海里。在大讲堂，我们在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坚守，是因为我们有使命感，责任感和危机感。我们敬仰古圣先贤，我们热爱中华文化，他让我们了解认识到宇宙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规律，认识了道和德的关系，从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