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原贵州省人大副主任顾久深入浅出的一个讲座让人羡慕。

　　刘伯温五百年前预言“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

　　贵州者，贵人之州也——天星转移，得天独厚，人杰地灵，钧天曰贵。

　　五百多年前，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曾有诗云：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

　　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

　　清代诗人吴旦提炼贵州精神说：

　　山因特立方称贵，人能独行始足传。

　　纵使岱宗高万丈，若无孔子亦枉然。

　　清代大学者赵熙说：

　　绝代经巢第一流，乡人往往讳蛮陬。

　　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

　　贵州，必为贵人之州，是红（洪）都福地。

　　王阳明来贵州，是人生之至暗时刻，却于贵阳山水之间悟道。 

　　1935年，中央红军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在贵州遵义确立了军事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成为中共历史上最伟大之转折。

　　毛泽东之后，亦将有无数贵人从此地升腾，获得转折。

　　顾久说：

　　贵州的文化中间有相当的一批人，这是我看贵州文化特征的一个视角。

　　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学习汉族传统文化，读儒家的书，走出大山，承认自己的落后，甚至还有一些人推动了整个大中华的进步。

　　前者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还远未建省以前，东汉人尹道真，道真县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此人有什么特点呢？他早先在贵州这个地方，发现贵州这个地方的人不识字，没有中原的那套文化系统和符号系统，他意识到自己的落后。于是勇敢地走出这片大山，找到东汉时代最伟大的一位学者，叫许慎，就是《说文解字》的作者，向“五经无双许叔重”——最好的老师去学习。学完了以后他又走回这片大山。

　　后人表彰他“北学游中国，南天破大荒”。

　　今天说来简单，但当年走出这片大山是千辛万苦的，而走出去又走进来，在这个地方传播教育，这种精神很伟大。

　　当今正安县有几个朋友也在倡导，其中的一个朋友还是政协委员，上了一个提案说贵州应该弘扬这种尹道真的精神。

　　写这个提案的人有类似的经历：

　　他曾经很穷，从农村里面出来，后来到沿海打工，做什么呢？做吉他，做乐器。

　　他们把乐器的那一套手艺都学完了，当家乡招商引资的时候，他们就走了回来，走回来以后在家乡做全世界最好的吉他。

　　据说世界现在40%的名牌吉他都是用他们的产品来贴的牌。

　　中央台《吉他兄弟》就是讲他们的故事。

　　勇敢地走出这片大山，向最好的老师去学习；

　　学成了以后，再走回大山来改变这片土地。

　　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是很了不起。

　　贵州人的生存智慧中并不缺少这么一批拥有儒家文化精神的人，我觉得他们在推动着贵州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还有的，甚至能中国历史往前走。

　　比如说近代以来，160年前到今天，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这段历史，可能要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叫：东方从属于西方。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面说：一个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去生产。

　　《共产党宣言》还讲了三句话，一句话叫做：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现在农村里面哪里还有年轻人？

　　它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第三句话说，它“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这160年，是一个中国不断的、不停地向西方人学习的历史。

　　第一步，叫洋务运动，因为我们打了败仗。

　　在洋务运动期间，我觉得贵州的丁宝祯站在了前面，他代表着时代的前进和进步。丁宝祯在山东当巡抚的时候，办山东机械局，主要是生产枪炮（用来）跟英国人抗衡。后来到了四川做总督，他又在抓机器局，还在做枪炮，他要跟上这个时代，也让中国人不再受欺辱。

　　第二步，我们走进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光改革枪炮，拯救不了国家，而且我们（当时的）的政治体制也不能兼容先进物质装备。

　　于是我们有了戊戌变法，那么在这个时候，李端棻先生作为推动者，他是贵阳人，除了提出办北京大学（当时叫京师大学堂）外，还提出搞上下议院（尽管当时不叫上下议院）改革政治，用君主立宪的方法让中国跟上世界的步伐。

　　后来变法失败了，他被发配到新疆。70岁的时候他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还在反思，先是在几个学校上课，上课讲什么呢？

　　讲卢梭，讲孟德斯鸠，传统贵州读书人从来没听说过。他还写诗，有些诗歌我们今天听起来心都还会跳，他说：君不堪尊（国君不值得尊重）民不卑（老百姓不下贱）。他说：千年压制少人知（人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我们压制了几千年，很少人知道。他说：奴隶心肠成习惯，国家责任互相推。他倡导一个民主的、共和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他倡导三权分立。像这样的话，直到今天还是让我们心跳。一定意义上说，我觉得这个贵州人，这个老人不顾他的官帽子，用他孱弱的肩膀，把中国的政治往前推了一步。

　　我们在大群体大有机体文化中间出现的这么一些大人物还有很多。

　　第三步是五四运动，倡导向西方引进科学、民主。

　　有些贵州人走出国门，把国外最好的东西都引进来，比如说新闻学。

　　贵州的谢六逸就是中国新闻学之父，他们都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

　　最后一步，第四步——我觉得向西方人学习走了四个大步——改革开放，我们学西方人的市场经济系统。

　　“改革”，指把由党政统筹指令的经济，变成市场为主体的经济；

　　“开放”，不是向非洲开放，而是向欧美开放。

　　在这个过程里边，人民群体发挥了主观能动性，首先是从农业突破，我们今天知道有小岗村，但是贵州的有些村落，比如顶云，可能比小岗村还早。

　　总而言之，我觉得贵州人在面对大传统的时候一点都不落后，我觉得这应该是值得我们用浓墨重彩来书写的大文化。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的史学，我们的诗学，我们的禅学，都应该在这个系统中间。但是贵州文化还应该有另外一个系统，就是小群体，或者叫小有机体。

　　小有机体主要是以各个少数民族作为代表，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建议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逃避统治的艺术》，作者是詹姆士•斯科特。这本书讲什么东西呢？整个东南亚民族，包括云南、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其实他们是不愿意遭受到大传统、大群体对他们的奴役和剥削，所以宁肯跑进山林，跑到山顶山后去保存他们自己的小小的生存体系、文化系统。

　　这种现象叫“赞米亚”。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叫“赞米亚”，一种翻译叫“佐米亚”，这就叫小群体。

　　小群体因为家庭、血缘或者地缘来抱团，所以他们不需要很多外在的人为的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血缘的自发传统，这种自然的、自发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很可爱，很有社会意义。一个寨子里边需要有警察、需要一套法律、需要办监狱和那么多脱离生产的管理人员吗？大群体管理是要把人强划分成三六九等，每一个人都得固化在一个等级上，用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安慰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制度来限制他们，这是大群体，也是儒家文化的（内容）。

这种小群体的文化，我觉得更类似于道家的（内容），是道家，不是道教，小国寡民，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楫，无所乘之。虽有文字，无所用之——文字都不需要了。

　　我觉得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都在这种小群体生存模式里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