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歌在“口传文学”上表现出的杰出性
传统大歌均由南部侗族第二土语区方言演唱，歌词的使用与当地语言紧密相关。但因大歌歌词讲究韵律的契合和用字的精当，所以又与日常口语的使用大有不同。大歌的歌词长短不一，短者十余行，长者数百行。无论长短其行数都为偶数，每行的字数一般都为单数。每句亦可长可短，短者三字，长者百余字。以“偶数行单数字句，句子长短不齐，篇幅可大可小”可以概括大歌的结构模式，而将这样参差的结构生动连缀在一起的便是大歌分外讲究的韵律。
侗族大歌对韵律要求非常严格。首先要求押“脚韵”，即偶数句句末一定要互相押韵，并要一韵到底不能换韵。其次要押“腰韵”，特指奇数句句末字与偶数句句中的偶数字相押韵。大歌的腰韵可一韵到义也可中间换韵。当句子特别长大时，往往要求句子内部押“内韵”，即前一意群的末一个音和后一意群的前一个音之间同韵。严格的说，不押脚韵和腰韵不成侗歌，而内韵的使用则代表着歌师侗歌造诣的深浅，因此民间歌师往往非常看重内韵的使用。南侗地区民间普遍流传着二十四化上脚韵韵目，俗称“二十四大韵”，这是民间歌师们都熟悉并擅长的韵腔。尤其优秀的编歌师傅更是习惯用这二十四韵作为创作中最常使用的韵律规则。在此意义上，语言成为大歌的根基，而大歌传统也因语言的依赖和提炼而成为本族语言乃至文化最有效的传承和保护途径。
3、大歌在“口头传承”上表现出的杰出性
其一：口头传承的“基础”与“保障”。族人对“侗款”传统的认同，为大歌在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中独立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文化同根的社区间“集体走寨”的风习，为大歌的传承和展演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歌师与歌队”的传统为社区中的每一个人赋予歌者的身份，并在系统的歌艺传承中使每个人找到大歌展演乃至社区生活中的适当角色；“以歌代文”的传统精神，使民众普遍认同大歌为本族高文化与经典文化的象征，为其在民间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的心理保障。由此，口头传承的大歌在南侗民间得以生生不息且成为整体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二：口头传承中的“身教”与“互动”。大歌的传承之所以贯彻到社区中的每一个人，使每个人都在没有障碍的情景中习得并运用，其间蕴涵了侗文化特有的智慧。大歌传承的基础是有组织的口头传承，而歌师们非常清楚，聚众教歌不过是口传的基础，因为大歌的精妙之处往往难以言传。于是大歌传承中，“言传”总是与日常的“身教”相结合，“习得”总是与节庆的“展演”相默契，大歌传承的有效性便是在言传身教、展演互动的语境中呈现出来。具体的、动态的、竞争的展演情景强化了歌徒们对大歌的理解和记忆，聚众展演中的语言、唱腔、身体、心情幻化为个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种种场景，于是对歌的生硬记忆被精彩的生命体验所替代。大歌也随之歌者在心灵上真正合而为一。可以说，南侗大歌社区是一个面对面的口头文化社区，其间歌的传播和交流构成了基本的社会互动，每个人都作为歌者与听者投入到歌唱、文化和生命的习得、传承及再生产。
其三：口头传承中的“不变”与“万变”。南侗民众之所以年复一年热情的投入到大歌的学习与互动之中，具他们认为是因为大歌传统中蕴涵着千变万化的乐趣，而这些乐趣又被一个不变的且人人都能领会的规则所统摄，于是在“不变”与“万变”之间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大歌的“不变”在于其有一个被所有族人认同的“传承体系、交流渠道和展演规则”，大歌的“万变”在于其“传承过程中音腔及歌词的地方化与个人化、走寨来往中交流对象的不断更迭、展演的场景中曲目和细节的灵活多变”。具有“谱写传统”的音乐强调准确、精致和专业，与之相比，大歌的“口头传统”为音乐及歌词个人化地方化的地方化的变异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心理空间。大歌的口头传承，本质上成为对歌唱及相关传统的群体记忆和群体再创造。在不变的规则中，民间的口头传承是一个各取所需、各展所长各自润色加工的过程。侗寨中的每一人都没有“标准歌唱”心理负担，对充满个性与地方性特征的歌唱变异表现出“无对无错、理当如此”的豁达心态，并热情的将自己投入到这万变的乐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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