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我省史前考古空白

记者：我们了解到“贵州赫章可乐墓葬”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属性，在2001年获得过考古十大新发现，这次中水考古新发现能获得十大考古新发现，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王红光：它的发现填补了我省史前考古的空白。对贵州来说，旧石器时代的文化有自己的秘密，人类活动有印迹，考古上有发现，如盘县大洞、黔西观音洞，但在新石器时期到早期铁器时代贵州的历史，在考古上一直是空白，专家认为，中水考古初步建立起了贵州西部乃至云南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追寻夜郎文化的重要收获

记者：历史上，夜郞王的一句“汉孰与我大？”让世人贻笑千年。“夜郞自大”作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典故几乎成了贵州人的代名词。 

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夜郞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人文价值正在为世人看重。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抢“夜郞”。夜郞国究竟在哪里？这些年来，我们省在考古上关于夜郎古国有什么发现？

熊宗仁：夜郞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前后约三百年。之后古夜郞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郞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这段话说明在该地区方国众多，其中夜郎最大。  过去我省的夜郎考古发现是孤立的，这次通过中水把前后都联系起来。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尤其是中水考古的发现，证明夜郞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

王红光：夜郎文化的源流、传承一直是考古学上关注的焦点，黔西北地区是大家公认的夜郎古国的范围，这些年来，我们在赫章可乐、普安青山和威宁中水这三个地方的发掘是我们追寻夜郎文化的重要收获。

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郞文化揭开了面纱的一角。出土的石、陶、玉、青铜、铁、玛瑙等不同质地的农具、生活用品、战斗兵器、装饰品及农耕画像砖、乐工图画像砖等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郞民族文化，如用鼓形铜釜套头，以及用铜洗罩面、铜釜套脚的“套头葬”习俗，惟古夜郞文化所有。

普安铜鼓山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夜郎遗址中的最重要者，遗址地处素有青山平原之称的普安青山，在铜鼓山山巅。两次发掘，共出土玉、石、骨、陶、铜、铁、漆等质地的遗物千余件，而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一批用于铸造兵器和工具的陶模、石范，计有陶质剑茎模、石质剑范、戈范、钺范、铃范、鱼钩范等，其中的部分戈范和钺范可与贵州其它地方所见的戈和钺的实物相套合。这是铜鼓山遗址和贵州它处的夜郎遗存间存在密切联系的实证。

再次证明夜郎曾在贵州存在过

记者：中水遗址有什么新发现？

王红光：我们在中水的发现可以看到文化发展的脉络，有一些文化因子与赫章的发现在类型上接近，地层上有延续。

中水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遗迹可以推定在滇东黔西一带在3000多年前有人类居住，并且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银子坛出土的器物可证实这种时间上的延续最晚到西汉初年，这个时段刚好可以和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对应，与赫章可乐遗址几乎处在同一时代，而在银子坛发掘出来的器物，与赫章出土的器物有相似之处，尤以青铜器最为相似。因此银子坛墓地所代表的文化被视作夜郎文化。

记者：这次中水考古发现是否有助于我们揭开夜郎古国的秘密？

王红光：应该说，在中水的发现是令人惊喜的，再次证明夜郎曾在贵州存在过，但现在的考古发现还不能解答夜郎的全部秘密，不足以阐明其从崛起到消亡的全过程，比如说：古夜郎的疆域、中心区域在哪里？谁是夜郎的主体民族？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它存在了多长时间？等等。中水考古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对发掘出来的器物进行研究，提取解密从器物中传递出来的信息，研究遗址中的遗存现象，通过这些，了解贵州早期无字文化的这一段历史，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探秘夜郎。

夜郎考古重点将转移

记者：那么，今后我们夜郎考古的重点在哪里？

王红光：夜郎古国神秘的面纱刚刚揭开一角，探寻之路却已山重水复。目前所见的夜郎遗存主要分布于云南昭通、曲靖一线以东，三岔河、北盘江一线以西的贵州西部，这一带很可能就是夜郎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联系《史记》“夜郎者，临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江“出番禹城下”的记载，我们推断地处南北盘江环抱中的今黔西南一带，是夜郎中心的中心地域。因为贵州境内可以行船，而且，可以抵达广州的江，仅南盘江和北盘江勉强符合该条件。

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夜郎考古的重点区域，将从黔西南地区和黔西北赫章县转移至威宁中水以及南北盘江的流域。

熊宗仁：我认为，中水考古佐证了夜郎古国就在贵州！也证明了黔西北就是夜郎古国的中心！

中水考古发掘的有房屋、墓葬、灰坑、祭坑、沟和路等，分布有一定规律。特别是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完整或可修复的陶石器，为我省考古所获之最，且组合关系明显。鸡公山、红营盘和银子坛三个地方相互之间有早晚继承关系，说明那里有人居住，而且是长期集中居住；墓葬内死者身上佩戴的首饰；祭祀坑中的炭化稻米，这些都印证了《史记》中记载的“椎结、耕田、有邑聚。”证明在远离中原文化的偏远西南，有着自己的社会发展形态，经济水平，发育出独有的山地文化，而且文化的连接没有断，它是整个中华多元文化的一个补充。

同时，中水考古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商周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中国的商周史不仅仅发育发展于黄河流域，在西南地区也有自己的文化。证明了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满天星斗式的，贵州高原也始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而且夜郎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低于周围的滇文化、楚文化、南越文化和巴蜀文化。 

记者：从现在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的社会状态是什么样子？

熊宗仁：从中水-可乐-普安-盘江流域这一带的考古发现，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夜郎国的人们生活安定，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原地区相差不太大，在后期，和西汉有来往、交流。黔西北出土的铜马车可证明这点。

记者：夜郎古国的研究对贵州的发展有何现实意义？

熊宗仁：一个蕴涵文化的历史名称不仅可以带来社会效益的上升和经济效益的增长，更可以在展现一地丰厚的文化底蕴的同时提升该地的知名度，改善投资环境，扩大经济产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等，从而全面促进一地的发展。类似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当前，我们省正大力推进“多彩贵州”的宣传，神秘的夜郎文化也是“多彩贵州”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充分利用夜郎文化资源，打造夜郎文化产业品牌，制定夜郎旅游的专项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