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水灯 载去我的祝福》留给我的回味
袁仁琮
地域并不十分广阔的一方土地，成群瀑布、溶洞有之，奇山异水、巉岩怪石有之，一望无涯、风吹草低见牛羊，却是板块相连的草原有之，百里杜鹃，无边无际林海有之，种种濒临绝种的珍禽异兽有之……在这一方土地上，祖先们从远古走来，用24万年的时间，创造隔河说话听不懂，隔山又是一重天的瑰丽、多彩世界。有外来游者说：“这里随随便便一个小地方，就足够看半天了。”这就是黔中大地，就是作家喻莉娟笔下的多彩贵州，就是散文集《水灯 载去我的祝福》聚焦的精彩世界。
贵州有独特个性，连草原也和见识过的草原有别。“春天的草原，天高云低，芳草连天，碧绿如洗”的时节，游人竟会“不知所措”，此草原与彼草原到底有什么不同？“彩缎一样的云霞和墨绿色的大地吻合得那样自然，地平线就在不远的前方。但当你打马往前奔跑，到了‘天边’时，却发现只是到了台地的边缘，天边又远退到了另一个‘台地’，令人永远无法企及。这时候你回头环顾，原来你的前后左右，竟然都是地平线！”（《高昂的山峰 空旷的台地 宽阔的草原》）这就是龙里大草原，是台地与台地连接起来的草原，台地与台地之间，沟豁相连，自然有其独特韵味。务川栗园草场则另是一种风光，那里“看到连绵起伏的小山”，“齐腰深的茅草，轻轻地漾着草波”，更奇特的是草原西部有一片石林，“在起伏多变的草原上有了石林，更有几分阳刚之气。在白雪的掩映下，你会觉得栗园草场好像处于冰河时代。”（《我的大草原》）同样是草原，贵州南部龙里草原不同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我国西北大草原，黔地东北面的栗原草场也不同于被割成板块的龙里大草原。大自然千姿百态，黔地尤其如此。同一景观，视角不同，结果迥异。但是，如果不是在灵动的笔下，就不会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动态效果。
描摩自然在于寻找和凸现大自然灵性，在于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实现天地人合一，这是旅游者的目的和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龙里板块大草原旁，作家把读者带进“上帝的故乡”——一条幽深的猴子沟。猴子沟并非沟，而是一条深邃的大峡谷。峡谷因“峭壁与洞崖共生，悬崖与瀑布同在”而闻名远近，“引得日本早稻田大学与贵州科学院的专家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来考察”。作家写它的静，它的幽深，不过是为读者提供直观表象，目的是要引入她营造的意象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博大，大自然的胸怀，大自然的纯真。“我们从大草原直下猴子沟，就像进入到一个幽深的时间隧道，从一个喧哗的闹市一下进入了‘桃花源’。顺着沟底清澄的小溪向前，目之所及是两面连绵不断的山，连绵不断的悬崖与峭壁、悬崖峭壁上不断的古木新枝。在猴子沟抬头看天，天是那样的窄，像一道弯弯的长河蔚蓝而深邃。天上一条‘河’，地上一条路，两面是森林和峭壁，看不到一个人，也看不到一间房。我感到沿着这条幽幽的小路走下去，就会走到上帝的故乡。”引导读者进入自己营造的艺术世界，进入精神彼岸，是所有散文高手的潜在意图，这种善意融之于一个接一个瑰丽的意象里，让读者感动着，共鸣着，同化着。人类这种净化自己心灵的欲求，不存在于闹市里，灯红酒绿的男女对饮，尔虞我诈的席间，只存在于原本洁净的大自然怀抱。《水灯 载去我的祝福》在实现自己文化价值的时候，自然得像本来就应该这样。于是，被诱惑也就在无声无息之中。
喻莉娟是在读者可以亲临其境而无虚妄感觉的前提下营造精神彼岸的，这是散文的基本品格。正因为这样，作家驰骋空间相对狭小，我们却极少发现《水灯 载去我的祝福》存在这种尴尬与无奈的痕迹，倒是点点滴滴都是信手拈来，腾挪点染，“游刃有余”。文章中“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一出洞口，天地顿宽，一个大坝展现在眼前，一条小溪绕村而过”的正安“桃花园”（《正安桃花园寻芳》）；“山上有石，石中有洞，洞中有水，水上有人家”的绥阳旺草石林（《天翁的盆景——旺草石林》）；忽儿宽忽儿狭窄，变化多端的甲茶河，以及把一条河压在身下的平塘燕子洞；古朴多情的都柳江和江上打渔人家，诱人的鲜煮河鱼……全都来自作家的亲身经历，真切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比纯艺术更具实在性，可信度更高，因而更有魅力。
如果只看到大自然赐予，看不到作为社会生活中心的人的创造，人演绎的历史，就把握不住历史的脉搏，作家踏遍青山也就是失去意义。《水灯 载去我的祝福》表现出清醒的历史态度：重温历史，借鉴历史，目的在于创造新的历史。在作家深入田间地头采访的时候，历史遗迹是她重点摄取对象。作家是要告诉读者，美好的河山养育了人类，人类让河山变得更美好。读《水灯 载去我的祝福》，仿佛听到了有力的历史脚步声。东汉时期的尹珍来了。他是正安人，历经千辛万苦，走出大山，投师经学、文字学大师许慎门下，学成回到贵州，成为开发贵州教育的第一人（《尹珍故里思“尹珍精神”》、《访旺草讲堂 怀先师尹珍》）；奢香夫人来了，这位远见卓识的彝族女子，深谙中国应该统一的道理，不遗余力地支持朱元璋人马过境，平云南梁王，实现大一统。主持开辟“龙场九驿”，打通黔地与外界联系，作家深深地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震撼，文中引了朱元璋的话说：“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作家感叹说：“35岁，多么年轻！却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奢香墓》）作家顺着历史，走到近代，走到今天，走向明天，以至无穷，是要让读者真切地感受着历史脉搏的跳动。黔地和全国一样，能迈着坚实的脚步走过来，靠的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是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毅力。“1934年9月26日，红六军团任弻时、萧克、王震部队，在剑河和敌人激战一天”，27日到三穗良上，留下的点点滴滴，让作者感动不已，忍不住写下这样一个细节：充当临时导游的一位小学老师送给作家一包剪纸，这包剪纸是他的学生特意做的礼物。“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么多的作品都是用一个红五星套着‘红军’、‘双喜’字样，或者用红五星套着花鸟和苗家吊脚楼的花样。独特的剪纸产在这个独特的地方，彰显着的红军精神，永远留在这里，永远流传了下去——这就是三穗良上苗寨红军路。”（《三穗良上苗寨红军路》）
作者把黔地历史上的精英，到当今正在创造美的人们连成一条河，一条生生不息的河，给读者提供思索、品味的广阔天地。它和大自然美联系在一起，建构着这本散文集的广阔空间和深厚扎实的内容。在这多彩的自然环境和内蕴丰富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充满了欢乐和希望，作家从不同侧面为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文本。比如战争文化很浓的普定讲义寨，是600多年前屯兵之所，一家一户，既是居所，又是军事城堡。这是朱元璋西征云南梁王留在黔地的遗迹。硝烟已经远去，只有高台上的地戏，还在演绎着历史，眼前是一片灿烂光景。“当这片山川都开满了油菜花的时候……当地人把它叫做‘花季农业’，实际上它何尝不是‘果季农业’呢？仲春时节沉甸甸的油菜籽压弯了枝，秋季金灿灿的稻谷挂满了穗；作为观光农业，‘花季’只是‘果季’的开始……”（《讲义寨的解读》）千百年来，农民辛劳只能做到填饱肚子，延续后代，而今和文化、旅游挂上钩。这样的新鲜信息和难以抑制的兴奋，不张不扬，就自然地传达给读者。湄潭盛产名茶，作者说她看了茶山茶海，才明白“中国国画为什么是‘神似’……如果仅用照像机镜头似的来描绘永兴‘万亩茶园’，那可真是只见皮毛，不见精神。”万亩茶园的“精神”在哪里？作者顺手拈来一个例子。一个外号叫“样样行”的年仅20岁的全能茶师，对茶的采摘、制作样样精通（《茶情》），却不显山不显水。“样样行”，其中包含了多少辛劳和智慧。没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
三穗竹编艺术来自一家一户，来自不起眼的人手里，能走出国门，远销法国、美国，走向世界，成为北京奥运会的礼物，也是靠这种精神支撑。这里从业竹编的人家特别多，“整个村子的人家，大多都会竹编”；再是坚持不懈地摸索。她们走到吴家，“一个70多岁的老人出来接待我们，听我们说明来意，进屋抱出一叠编好的簸簸，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也跌跌撞撞地抱来一大堆半成品。”70多岁还在做竹编，不免为老人身体担心；小孩也要显摆一番，不免好笑，但隐藏在背后的是一种精神。作家知道，一方的发展和进步，群众重要，领头人更重要。可是她笔下的余庆县委书记杨兴友，这位“探索出一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功之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褚家永语），开创“四在农家”新路的年轻人，作风淳朴而简炼。“杨书记来我们这里检查工作，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先听汇报，直接检查一家一户的厕所……杨书记说，这里最能看到问题……”（《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靠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读到这里，不禁要冒出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多些多些再多些呢？
《水灯 载去我的祝福》写的是平塘布依族同胞舞罢火龙，点水灯送老龙王回宫的活动，作家写她从布依小姑娘手里接过水灯，放下河里的心境：“河灯在水上漂游着，如夜空中闪动的繁星，它载着多少人的祝福和心愿。我走在最后，轻轻地放下我的两盏灯，默默地许下心愿，我仿佛又听到小姑娘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不要说，说了就不灵了……”文章写的是布依族的节日，写的是放水灯，却饱含作家的深情和良好祝愿。用这一篇名作为书名，令人回味无穷。
旅游的价值决不仅仅在于休闲，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还在于发现，在于以互动方式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孔子周游列国，展示他的做人主张仁、义、礼、智、信，奠定中国人美德基准；徐霞客游览大半个中国，开辟了地理学全面系统地观察自然，描述自然先河，如果没有世界性的旅游大家的探索与发现，人类历史发展不知要滞后多少年。散文的价值自然不只是写写自然风光，博读者一乐了事，它更大价值是会在多方面逐渐显现的。散文集《水灯 载去我的祝福》是作家作为贵州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和会员一起，深入县、市、区，田间地头，实地采访的真实记录，字里行间，浸透了作家的睿智与思考，饱满的热情和“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众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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