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大半生

    1936年6月6日（阴历五月初三），我诞生在修文县城。父亲给我取名袁昌文，“文”是生在修文的意思；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母亲给我取名保华，盼我长大保卫中华。

我五岁时，已经失业回家务农的父亲，把我从修文“偷”到习水县官渡镇农村老家，并写信给我母亲，谎称我过河上学时船翻死在河中。母亲悲痛欲绝，大病一场，我也从此与母亲断绝了音讯。

我在官渡读完小学，又到习水县东皇镇读初中。1951年的一天，我从父亲的旧箱子里发现了母亲的地址，给母亲写去信，半年后才收到回信，满纸的泪痕中，我看到了母亲的惊喜和对我的思念。

    1952年，16岁的我与几个同学一道背上干粮，步行500多里，到遵义考师范。试后，我一个人步行三天，到修文看母亲。到了修文，按母亲的信找到了地址。向坐在柜台后的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问：“请问你姓赵吗？”她看了我一眼，半天才说出话：“你是保华？”我点了点头。她走过来，抱着我，哇地一声哭起来，我感到她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淌。

    与母亲相处的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个月。本在病中的母亲，却容光焕发，脸色红润，笑声不断，常骄傲地拉着我的手，在大街上、在亲戚朋友间走来走去。母亲年轻漂亮，人们都说她是我的姐姐而不像母亲。只是好景不长，我要去遵义师范读书去了。母亲给我找了一辆去遵义运货的马车，磕磕绊绊，两天半才到了遵义，开始了我的师范学习生涯。

     第一学期考试前夕，收到母亲的信，说她病得利害，要我火速赶去看她。老师说：明天就考试了，你考完试才去吧。考完试我赶到修文时，母亲已经早两天去世了，我后悔，我悲痛，趴在母亲的坟上哭哑了嗓音。为了纪念母亲，我以赵素（母亲叫赵素贞）的笔名发表过200多篇文章。

     1955年，经遵义师范推荐参加高考。考完就住在贵阳师院的教室里，等待通知。有一天，《贵州日报》记者采访我，对我说：“据了解，你的高考成绩很不错，你为什么在志愿上只填贵阳师院，而不填清华北大？”我说：“我热爱教师职业。”他叫我写篇稿子交给他。不久，这篇《我热爱教师职业》的稿子发在《贵州日报》的三版上方。这是我的处女作。与此同时，我的小说《回家》，登在《贵州文艺》（即后来的《山花》）上，刊物拿到时，正是我在贵阳师院中文系上课的第一天。从此便与写作结下不解之缘。

在贵阳师院读书期间，我在《贵州日报》、《光明日报》、《贵州文艺》、《群众文艺》等报刊和学院办的院报上发表文章100多篇，稿费收入供我读完大学，有时还给乡下的父亲寄点去。

     1959年毕业留校。因同情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被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实际上当了一年的生产队长。当时，邻近的村都有饿死人的现象，我也得了浮肿病，但我所在村——旧司生产队却没有一个人饿死。我在《贵州日报》的“生产队长论坛”的专栏上，以生产队长的名义，写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叫：《谈谈小包工》，我的作法在当时被视为搞资本主义。

     1965年调新成立的贵阳耕读师专任教。1966年被打成反革命，被斗争数十次，被关押81天，其后成为师专的革委主任。1972年，学校撤消，调回贵阳师院中文系任教。1984年底，自己要求调贵州教育学院，1999年底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