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立志，成功基础
王多明
其实，成功并不难。有人说：老王，你成功了，著作等身，德高望重，挑李满天下。面对这些溢美之词，我体会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唯有给社会做点有价值的事，才是正道。因此，没日没夜地工作，不打牌、不跳舞、不抽烟、不喝酒。其实，也没枉在人世走。
少小不识立志甚。1950年，贵阳刚解放，我读小学一年级。放学后隔壁的李妈妈总要问，今天老师讲什么？我就噼噼啪啪地讲了一通。她告诉我母亲，“这小孩是当老师的料。”没有读过书的外婆，听我讲 从 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反叫我“古老人”。久而久之，属于“醒世”比较早的我，对老师给我们上课，用什么方法教会我们感兴趣了。读到初中，因为对教师的崇拜，我暗暗立志，以后当教师。
痛失亲妹立新志。1960年，我和大弟参加学校组织的到农村帮助双抢的劳动，几天后在回家的巷子里，听说四妹死了。父母说不清死因，反到刺激我报考医学院的决心。从此我对数理化课程兴趣更浓了。相邀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为考医学院而准备。那年印度尼西亚排华反华，许多华侨学生转到祖国继续读书。贵阳六中接纳了一批学生，一些家庭离校较远的同学，转到贵阳一中或女中。我们三人分读三所中学，相邀相互交换各校测验的试题，保持着为实现共同志向的密切联系。
父亲长年在建筑工地伙房工作，母亲要开小间卖香烟、酒、辣椒、酱油、火柴的小店，还要照顾我们兄弟姐妹6人。我是长子，放学回家要照顾小生意，换母亲为我们弄吃的，要折装盐和辣椒的大中小纸袋，帮弟妹讲作业。自己的作业则要到小巷夜深人静了，弟妹都睡了，才能有张小桌可以让我做。
第二天的上学路上20来分钟，是我复习功课的最好时间。人在街上走，思想在书本上“过”。边走边回忆学过的课文或公式，想不起来时，停下脚步，翻书看看。这招真管用，无论小考大考，我的成绩都不错。
为保国防改志向。面临高中毕业，远在台湾的蒋介石，企图趁大陆的自然灾害，“业务荒疏、手痒难耐”要反攻大陆，重新让解放了的人民回到水深火热之中。我是贵阳六中高三（3）班的团支部书记，学校学生会体育委员，有今天的好生活，是共产党解放军给的。我不当兵保卫胜利果实，谁当兵！大弟弟读高二，我已经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放弃准备了两年的考医学院的志向，劝说班主任批准，和父母“吵”，一心一意要当兵。
在广州军区万山要塞第一守备区，南海前线守岛8年，志向再经转变。
我们连队高中毕业生只有我一个，一方面我是报定到边关保国家的志向，因此不怕苦、不怕死，一方面部队缺人才，让我担任120迫击炮的瞄准手、侦察兵。我一心一意学军事，当炮长的时候，着模将十多页的射表，用函数重新计算，将射击诸元排在一张16开大的纸上，使我下达给炮手们的初发口令，比别的炮长要提前30多秒！每次比赛，我都能获第一。从排到连，到营到团，引起了作战训练参谋的注意，他把我自制的射表在全团推广。
60年代叶剑英元帅主持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我当兵的志向有了“用武之地”，我将投手榴弹和刺杀的要领编成顺口溜，让没有文化的新兵也能掌握；晚上我反复读炮兵训练手册，第二天在炮手列队前面，边讲边操作给二三四炮手看，教会他们各自操作和协同动作。在司令部参谋和政治处干事的指导下，我成了“郭兴富式的优秀教练员”，终于当上了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的“教师”，当时我仅是下士副班长。
习武转文变志向。1965年美军轰炸越南北方，战火会烧到广州军区。解放军政治部决定在广州举办“战地记者”培训。我突然从热火朝天的练兵场，转到十分悠静的广州梅花园招待所，听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战士报的记者编辑上课，实在难受。身在教室，心仍在练兵场上。几个月下来，长胖了20多斤，回部队后成了“滚过来的一团肉球”。只当了26天排长，就被团里调去当宣传干事。王干事下连宣讲“文革十六条”，我先找和我一道入伍的几位班长，向他们讲明，我不比他们高明多少，只不过先看到中央的文件，多读了几遍，“你们要湊和我啊！”从练兵迷到政治处，离开吼声振耳的操场，一人坐在办公室读文件、写文件、发文件、听汇报、写材料，几年下来，血压达到了我母亲患脑溢血时的高度。那年头，突出政治、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坚守在南海第一线的部队内部，也有人借此排除异己。我厌倦了部队的生活。
机遇诱发再转向。1970年回地方时，坚决要当工人，远离政治。郁闷地在工厂车削车间干了3个月。 5月20日 我国的东方红卫星上天，全厂开庆祝会。听着、想着，实在忍不住內心的激动，向工友要来空烟盒，借来一支笔，写下一首颂诗，又接着写了“外一首”。紧挨身边的工友才发现“这个老转会写诗”，他把废烟盒传丢了。
第二天，车间里的黑板报上，抄出了这两首没署名的小诗。被厂政治部杨主任发现了，他在车床边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厂政治部工作，被我婉言谢绝了。身在工厂中，命运由领导安排。杨主任终于让我到厂宣传科上班了。一次具有传奇色彩的事，把我从贵阳轴承厂调到省机械厅。
9.13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政治运动倒回来批判林彪的突出政治。当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贾庭三，年初要到北京开全国计划会。按常例，开会先务虚，统一思想再务实，落实计划指标。1972年的计划工作会要先批林。省生产指挥部布置四个省厅各交一篇批判稿，三天后由贾书记带到北京。省机械厅找了四家厂，各写一篇批判稿交来后选一篇送到省。我被派到机械厅接受任务。稿子不一定交给我写，但我却在想，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式批判林彪。在部队深受突出政治的害，在自学政治经济学中，明白一个道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认识到林彪的突出政治实际上破坏了生产力。结合轴承厂的实际，我用写调查报告的形式，用事实批判突出政治破坏了一个厂的生产。计划开一天调查会、写一天、修改打印一天，第三天下午可以交稿。上午8点半钟，基建科长、生产计划科长、几位车间主任到宣传科开调查会。这时机械厅来电话，稿子不是第3天交，而是3小时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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