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和
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安顺参加苏吕知青聚会。
知青生活早已渐行渐远,但每当看见知青兄弟姐妹,每当回到他们中间,就好象又回到了当年。
其中一位慎重其事地问我:“你,下榻于哪家宾馆?”
什么东西突然触动了我。
宾馆……我们这个群体的下榻难道一直就与“宾馆”相联?确实,近些年因公或因私出行,下榻过不少宾馆,其中最美的在马来西亚马六甲海滨;“级别”最高的在新疆吐鲁番,国家某位最重要的领导人曾下榻于此。然而这些于我是过眼烟云。
当决定写这篇文字时,模糊的感触突然变得清晰,深藏的记忆象突然启开闸门的水,滔滔涌出的,是一幕幕打上了磨难印记的当年的栖息埸景,和与之相关的前前后后———那,才是忘不掉的,身心曾经下榻之地。
插队苏吕堡: 大背景与“小天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安顺大十字首次揪斗和游街示众的有三个人:宋树功、扬凤筹、赵发智。后者即我父亲。宋树功胸前挂的牌子是“走资派”,扬凤筹是“日伪汉奸”,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时前两位分别系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父亲不过一介书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是普通的农业科技干部。如此,可见他的所谓问题之严重,之典型,也可见我们头上的阴影之沉重。
父亲后来又若干次的被揪斗、游街,头衔也加上了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里通外国的特务等。朋友们对我谈起父亲当年挨批被打的情景时,虽事隔多年,还是让我泪洒衣襟……其实,早在文革之前多年,父亲就因为所谓历史问题被排挤,打压和“控制使用”。
在我新三毕业的1964年秋,文革还未开始,但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反动的出身论、成份论、血统论,早已殃及子女。象我这种家庭的自然是首当其冲。
连年担任班主席的我,是老师和同学眼里的好学生,但却不能升入新四。离校那天班主任对落榜学生,实际上是针对我说:“有的同学不要以为自已各方面不错,但升不了学,这不 能怪 老师,也不能怪学校,只能怪你们的父母。”这是我此生第一个重大打击,此番话让当时听完我转述的母亲气忿难平。
我不甘心。精心准备,第二年又考。结果如泥牛下海。若干年后,一位知情人告我:你再考十次也白搭。象你这种已内定不录取的,试卷都是剔放在一边,改都不会改……
小小年纪我就这样背上了“原罪”,而且越背越沉。我成了“黑五类子女”、“,黑七类子女“、还有一个最蛊惑人心的说法叫“可教育好的子女”。我愤怒而困惑:什么叫“可教育好”?难道我原先不可教育,或我的家庭教育不好?可是,偏偏我一直受着那么正统,那么阳光的家世教育……
外公周素园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创办贵州近代第一份报纸<<黔报>> , 1935年红军转战贵州时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后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母亲自小跟着外公颠沛流离,饱受艰辛,也深得外公教诲。她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 时朱自清 先生任系主任, 闻一多 先生 任 教授。母亲在斑上是高材生。在我眼里,她是最具思想、学识、才智和眼光的女性,也是最称职的母亲。
1956年因两个专区合并,父母将从兴义调安顺。当时有人建议母亲,给你爸爸说说你们就能直接调回贵阳,何必去安顺?我们兄妹很赞同。但父母从不向外公提此事,按组织安排调到安顺,分别到农校和一中任教,后又根据工作需要分别调农科所和师专。
我们只在每年的寒暑假来到外公家,住进那个有一个班解放军警卫的,位于城基路的花园洋房。只在这些时侯,才给我留下一些非比寻常的记忆。长大后我明白:以父母的品性,不会向外公要求调动;以外公的人格,绝不会动用声望和权利调动子女。
.母亲高水准从教,几十年诲人不倦,受到学生的崇拜和欢迎。很低调的做人,从不谈论自已父亲。直到1958年外公辞世,悲痛的母亲拿着电报和刊登了外公去世消息的报纸向学校请假,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同事才知道原来她是周省长的女儿。
这仅是家庭言传身教中的一二例子。
也许因为家庭的影响起着作用,虽然小小年纪就遭受不公,但我依然积极、热情、上进。面对升学无望,我作出的重大决定就是回到母校安顺二中和本届生一道下乡。
几乎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说,又没有谁动员你,人家是躲不过,你躲都躲过了,还要跑来自投罗网?!
然而我心甘情愿,满怀豪情,又带着几分说不清的惆怅,于1965年9月上山下乡到了苏吕堡。
不久,我在苏吕收到生平第一封家书。
下乡那天,母亲独自卧病在床,当我背上行装,一脸兴奋的向她告别时,她强撑起来斜靠床头,目送我出门。母亲承受着比别人更多的政治高压和精神痛苦,而且我不知自已走后病弱的母亲一个人怎样过来。但当展开信纸,却是母亲写给我的励志诗——《送女儿下乡》:
迎着初升的太阳
迈开坚定的步伐
挺起胸膛
“妈妈,我走了!”
离开了十六年生息的“花房”
走向广阔的天地
投进大风大浪
“山鹰的翅膀是飞出来的”
去吧
迎着初升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