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文
从古城镇远出发,我们驱车前往江古乡。烈日当空,稻田干裂,包谷枯黄,大旱夺走了公路两旁的丰收。
不到一个小时,便到了江古蚂塘村。沿着村里新建的水泥路,汽车悄无声息地滑进了一个农家小院,从古老的农舍里走出一个六十来岁的汉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村支部书记、农民作家肖春良。
肖春良当过兵、打过仗、负过伤,为二级伤残军人。1984年复员回家,推开家门,老屋依旧家徒四壁,孩子们期盼读书的眼神,妻子多病瘦弱的身体,使他流下了泪水。从此,他早出晚归,用伤残的身体,担负起了为妻儿换取温饱的重担。可是,几年过去了,他和乡亲们依然在为填饱肚子发愁。原来,这江古乡蚂塘村没有河,连小溪沟也没有。有句民谚说:“江古田大丘,三年两不收。”人们盼水,才将老一辈取的地名“干古”,改成“江古”。结果,旱灾还是不断降临。肖春良感悟到,一家一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在打破大锅饭的那个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要战胜重大的自然灾害,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还必须进行改革,组织起来。1989年,肖春良当村支书后,就马不停蹄地跑州、跑县、跑水利部门,争到了上级的支持,为村里修了三个小水库,解决了人畜饮水的困难。可他的宏图壮志还未展开,却旧伤复发,一度双目失明,只好辞去村支书职务,在家休养。
肖春良和我们一一握过手后,便从屋里提出几条矮凳,让我们坐在他堂屋前的屋檐下,那里炽热的阳光照射不到。我知道,这里曾坐过一些省、州、县的领导人,也坐过许多中央和地方媒体的记者。不久前,《农民日报》的记者才来采访过。
肖春良这栋从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房子,是全村最小最旧的。说起来,这似乎有些反常。肖春良却说,这很正常。当支书,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村民,而不是自己。
堂屋在房子的正中,放些农具和粮食,还有一个用床垫搭起来的平台,那是肖春良练书法的地方。我只知道肖春良是作家,而不知道他书法也内行。看他书写诗词、对联,执笔运腕自如,笔法间架得体,或铁画银钩,或龙飞凤舞,颇有神韵。
堂屋的左边,是肖春良的卧室,逼仄而且光线不好。很难想像,他那上百万字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女人万岁》、中短篇小说集《清明》、诗集《在希望的田野上》、散文集《江古·母亲》、《往事悠悠》等,有许多就是在收工回家,做了晚饭,伺候多病的妻子睡后,才在昏暗的灯下写作出来的。不过,肖春良写作的地方还很多。他曾在贵州省写作学会的年会上讲过,他的作品,多数来自田间地头。比如挑粪上山,边走边构思小说,想到一个好的情节,或几句好的对话,便撂下担子记下来再挑。他说,有一次,我在犁田,突然灵感来了,脑子里出现了几行好诗,便吆喝牛停下来,掏出小本本站在田中写了一首叫《犁田》的小诗:“你读过干田大册吗/你读过拱背犁经吗/铮亮的犁铧翻开古老的经书/一页页一行行/散发出醉人的馨香/祖祖辈辈用血汗浸泡的种子/点播在经书的字里行间/于是,长出一颗颗玉米/一颗颗稻麦和高粱/春华秋实,周而复始/养我龙的传人/壮我龙的脊梁……”他的讲话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学会当时便决定给他开作品研讨会。
2009年,贵州省写作学会在贵阳为肖春良的长篇小说《女人万岁》开作品研讨会,省城十多家媒体的记者纷纷赶到。肖春良说,也许城里人不知道,在那些偏僻、落后的农村,妇女受了多少歧视多少折磨啊!生了男孩全家欢天喜地,要是生了女孩,公公婆婆丈夫个个拉长了脸;从此,女人就在歧视的眼光下、在打骂声中过日子,甚至还被赶出家门。他说,我是含着泪水写这部小说的,“女人万岁”这四个字我是从肺腑深处喊出来的。肖春良哽咽了,说不下去,会场一片寂静。学者、作家、记者们被肖春良的话深深打动。他们认为,只有中学文凭的肖春良,能够写出《女人万岁》这样的优秀作品,是因为他好学、勤奋、执着,熟悉生活、热爱生活,对故乡、对亲人、对母亲、妻子和女儿充满着深深的爱。
研讨会很成功,十多家媒体作了报道。《贵州都市报》用了整版的篇幅,贵州电视台做了专题,稍后《贵州日报》也用了整版篇幅全面报道了肖春良。2010年,央视网华人面对面专栏邀请肖春良去北京作节目,以《肖春良:快乐的农民作家》为题,向世界播放。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的活动中,肖春良上了“时代先锋——中国优秀共产党人”专题邮票。
作为镇远县、黔东南州的优秀共产党员,肖春良的贡献不仅仅是文学方面。2005年,他又重新当了蚂塘村党支部书记。
我们在肖春良家吃中饭,品尝了从山塘里捞来的鲜鱼后,他便带我们去参观蚂塘村。这里的农家分散居住,325户人家星罗棋布于1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条3800米的光洁平整的水泥路把每个家庭连接起来,汽车可以开到各家院子。农舍或新建、或装修,整洁美观,一派新农村景象。田野里,烟草、玉米已经收割,稻田的谷穗也垂下了腰。我问肖春良,大旱之年,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你们蚂塘村似乎影响不大?他说,我上任之后,又修了四口山塘,全村总共七口,保证人畜饮水之外,还可以灌溉一些田土,但收成还是减了近一半。
我们来到一座小山脚,只见一排排现代化的烤烟房和育苗大棚。村民们正在细心地把烟叶夹好,上架烘烤。肖春良说,这是我上任后做的一件大事。2007年,黔东南州烟草局到县里来调查,要建立一个优质烟生产基地,他们认为江古乡的自然条件符合要求。肖春良知道后,便连夜跑去争取这个项目。烟草局的人问他,生产示范园必须规模化、产业化、机械化,600多亩土地为上百户人家所有,但必须连成片种烤烟。你的村民同意吗?肖春良毅然作了保证,立下了军令状,终于争来了这个项目。肖春良马上赶回村,开村民大会。听说要把自己的土地拿出来,大家闹开了。肖春良首先无偿地拿出4亩8分地来给示范园搞基础设施建设,并夜以继日、苦口婆心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使他们逐步从传统的观念中转变过来,主动积极地去支持这个项目。肖春良还想出了土地使用上的流转办法:一是互换耕种,不种烤烟的村民有田土在示范园内,而种烟的农户却没有田土在示范园,双方协商互换;二是有偿流转,有田土在示范园内,自己不种,补偿价格由村民定;三是代办流转,外出打工者,由村委会代办有偿流转。这些办法经村民大会通过,开始实行。烟草局投资550万元,黔东南州第一个烟草示范园便似乎从天上掉在了蚂塘村的土地上。
土地流转,在贵州也许是肖春良率先搞起来的。省人大的几位同志来蚂塘村访问时,说:“肖春良,你好大胆,土地流转,08年报纸才宣传,你07年就搞起来了。”语意中,包含了几许赞扬;在中华网、人民网转载的写肖春良的文章中,对他的见识与胆识,也表示了敬佩。
示范园建起来,650亩,但非一帆风顺。种烟专业户在搭建育苗大棚时,各做各的,缺乏协作精神,对劳力弱的不给帮助。结果4个大棚,只建了两个,丢下的两个不能完工。肖春良知道后,不批评不发火,而是一家家去请人做活路,谎称帮助自己明天中午撵房。他连夜买了鸡鸭香烟,办起酒席。人来了,吃了酒发了烟,肖春良才说:“请大家来不是为自己撵房,而是搭烟棚,时间紧急啊!”大家一听,满脸羞愧,悄悄将香烟放回桌上,便起身搭烟棚去了。在双脚痛风、柱着拐扙的肖春良的带领下,一天下来,四个烟棚都搭好了。肖春良也在村民中提高了威望。
2008年,示范园产烟叶20万斤,产值120万。32户种烟专业户,差的每亩1000元,好的3000